对于瞿秋白，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从各个方面系统研究了瞿秋白的贡献，指出瞿秋白最早论述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最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和方法论”，并强调它的实践性；最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最早重视农民问题；最早重视武装斗争和创造革命军队；最早提出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最早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运动。如果说丁著的重点在于剖析瞿秋白的思想贡献，而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及他的一些研究瞿秋白的单篇论文则更多地从辨诬的层面揭示瞿秋白文人从政的内在苦闷与心曲。尤其是他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分析，不仅在学术上为瞿秋白的这篇有争议的文献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为中央专案组重评瞿秋白提供了学术基础。

　　近代中国是近代世界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差不多都能找到国际背景，因此如何评估近代以来那些来华的外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除了个别历史人物外，几乎均予以否定。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近代以来的来华外国人也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对于他们的历史地位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像李提摩太、古德诺、端纳、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司徒雷登等，都有不少论文或专著论述他们的生平与活动。

　　共产国际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共产国际有关，即便是国民党的发展也与共产国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80年代以来，鲍罗廷、维经斯基、马林等也都有人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得到国际社会一切具有正义感的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对于这些友好人士，如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路易·艾黎等，8O年代以来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他们的学术机构和团体。

　　此外，对于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历史人物，如王明、张国焘、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研究也在80年代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比如王明，由于过去过分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王明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似乎终其一生也没有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可以说是在对王明的研究上有了新的进展或者说突破。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抗战时期确有右倾错误，但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及长江局的工作，学者们认为也应该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研究，肯定他对南方党和新四军的工作也都提出过有益的建议。至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许多学者认为只是认识问题，上升不到“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问题，因为他是主张积极抗日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也是深厚的(16)。

　　对于林彪，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用倒算账的办法将其历史一笔抹煞，要坚持两点论，一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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