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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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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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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李贽是以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功利效果，即以“利”而不以“义”来品评历史人物的；在价值取向上，李贽也由传统注重道德规范转变为侧重于实践活动的后果，即舍义取利（注：邓鸿光：《李贽对历史人物的价值认识》，《江汉论坛》，1986年7期。）。
在史学地位方面，有的文章认为，李贽“把社会批判的思想融入史学领域，开辟了利用历史编撰与评论来全面表达政治见解的新思路，有其重要的史学意义”（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还有学者凭藉其深厚的史学史修养，把李贽对孔子之是非的认识同他前代有类似思想的刘知几、皇浦湜、李翱等人进行比较，从而清晰地揭示出李贽的史论在历史评论发展中重要的历史地位（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另一位逐渐受到关注的史家是陈建。他所著的《皇明资治通纪》是一部重要的纲目体史著，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者对陈建史论的特点和价值作过相当详细的分析。文章对他这样一个卑微的乡绅编撰国史、臧否当朝君臣的勇气加以称道，对他忧急天下的情怀感叹不已，对他广泛深刻的史评政论尤为推崇，认为他的史论“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机锋犀利尖锐，往往切中时弊的症结，体现了陈建对于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研究认识的深刻”，他的史论“既富有时代特色亦富有思想价值”（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
除此之外，研究中提到的、史论有所称道的史家还有一些。如有文章称撰写《史概》的朱国祯“所持议论大多切实中肯，反映了他的史识”（注：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999年1期。）。如宋濂所写的《浦阳人物记》中，最能代表其历史观点的就是“每一类传的序和传后的论赞”；而王祎“在《元史》中被删去不用的四篇列传的论赞”，“仍保留在文集中，写得很好”（注：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4期。）。如祝允明的《祝子罪知录》，“其史论多有创见，开明代反传统史学之先河”（注：钱茂伟：《明人史著编年考录》，《浙江学刊》，1994年6期。）。再如谈迁，他的史论有不少地方反映出对他对明王朝统治的批评和对历史的反省（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
明代史论研究所着重关注的史家较少，其中只有李贽的有关研究相对丰富些，多数史家的史论研究还只是只言片语，不少史论还不曾见有研究成果面世。有的研究透露出一些有意义的信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
（二）有关史著之史论的研究。近五十年来有关明代史论研究涉及到的史书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皇明资治通纪》、《大政记》、《史概》、《史纲评要》、《弇山堂别集》、《浦阳人物记》、《考信编》、《石匮藏书》、《石匮书后集》等等。
有关李贽《藏书》、《续藏书》的研究较多。除对其史书中史论的思想内容进行研究外，关于体例及史料研究也有新的收获。如在史书真伪上，有的文章提出《续藏书》有“可信、基本可信与可疑”几部分（注：任冠文：《〈续藏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1期。）；在思想来源方面，有的文章认为“《藏书》体例、内容本唐顺之《左编》而来”（注：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6期。）；在体例上，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藏书》在《世纪》、《列传》上的独特与卓识之处，说明了李贽“实不与旧时公案同”的创见与胆量（注：陶懋炳：《李贽史论新探》，《史学史研究》，1985年1期。）；有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这种体例融记述、评论于一体的贯通古今的史书编纂不仅为一种创例，而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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