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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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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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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的理论问题，而这几个问题或多或少预示着明代史论研究的前景和趋势：
（一）史家与史论的关系。这里主要说的是史家对史论的作用、内容、表现形式等的认识以及对史论的运用问题。它与史家的撰史思想有关。史家撰史，是为了表达他对历史的探寻与认识。为此，史家会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历史记述、史书体例等方式，来反映他对历史的理解，而其中史论的作用最为直接。然而，由于史观和史识等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史家都愿意在其著述中对历史直接进行评论，而史家评论历史的形式、史家的识见及其社会影响也就有所差别。如孔子作史“述而不作”，而范晔则注重“因事就卷内发论”（注：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6月版。）；在形式上，除了“史臣曰”等后论以及“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的形式外，还有如明代王祎《大事记续编》中荟萃前贤议论等形式；在影响上，有的史论如范晔的几篇史论就因饱含精意深旨而又笔势纵放，而被选进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中，流传很远。因此可以说，史家是否评论历史以及如何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史家史意的传达和史书的价值。而在是否之间，牵连的则是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以及历史观念的大问题。明代学人不仅注重对历史的评论，而且评论方式灵活丰富，后人对它的褒贬又很激烈，这是足以令人深省的。
（二）时代与史论的关系。研究史论与时代的关系，是史论的社会意义的体现，也是史学实现其社会本质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论与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史论的根本价值所在。研究史论与时代的关系，包括诸如史论所发生时代的特征、史家的人生际遇、史家对现实社会的感悟、史论的时代特征、史论的时代变迁等问题。不同时代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条件与要求，史家所作的历史评论与相应地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形式与内涵。如弘治、正德时反理学思潮兴起，史学领域则相应地出现了像祝允明《祝子罪知录》以举、刺、说、演、系五种方法来论史的体例。史论成为独立的文体，有的学者分析这也正是宋明理学的产物（注：钱茂伟：《关于理学化史学的一些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1期。）。史论与时代之间存在着具体与抽象、微观与宏观的微妙关系，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寻找其中的规律。
（三）史评与史论的关系。这主要是指对史论自身的若干理论问题如史例、史论方法等进行探讨，即进行史学批评。通过对史学中的史论进行批评认识，既可以丰富史评的内容，又可以推动史论走向自觉与科学，明代史论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研究中提出了史论的评价标准、史论方法、史论原则、史论体例等理论范畴，对史评与史论都有一定的价值。从史评方面讲，如史论不应以个人是非为是非而应尊重公论，史论受时代、社会以及史家个人观念的影响，史论的评价标准，史论的形式，史论须有所创新等问题，都属史学理论范畴。它同其他史学理论一样，是通过史学批评而获得的自觉的史学认识。反过来讲，这些自觉的史学认识必定成为史论实践中的一部分，并指导史论实践走向成熟。明代史论研究中提出了不少关于史论自身理论的问题，而且明代学者对此有分歧，这正说明了史论理论建设的必要，也反映了史论自觉化的历史潮流。我们应好好总结明代史论纷杂的经验与教训，客观地评价明代史论的得失。
（四）史论传统和史论创新的关系。前文所谈到的诸多史论的思想来源及其影响的研究，实际上是史论传统与创新的问题。史论传统与史论创新是相对而言的，前人的史论成果对后人来说是前进的基础，是传统；而后人对前人的史论既无法割弃又不能因袭照搬，这就要有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反映的是史论的发展水平与趋向。史论传统与史论创新的关系，对明代史论研究而言是有所启示的。正如李贽的史论之所以成就卓异，是与前几代史家的探索无法分开一样，明代史论与前后几代史论的关系也包含着史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趋势。明代史论中不乏卓越的见识，这既与明以前的史论积累有关，事实上它还成为明末清初历史思想实现飞跃的基础。只有经过有明一代史论的发展，明末清初才可能产生具有强烈历史批判精神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著名学者，才可能产生被学者评价为具有总结性成就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与《宋论》（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应该说， 明代史论研究在解释中国古代史论在明清之际的发展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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