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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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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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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主张（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或从传统的角度认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 “一切断以己意”是李贽的史论原则（注：李必胜：《李贽史学思想新探》、《安徽史学》，1990年1期。）；或从方法论的角度， 认为李贽的评史原则为“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注：钱茂伟：《论李贽对义理史学的系统批判》，《学术月刊》，1999年7期。）；或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认为李贽是根据历史人物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来进行是非评论的，等等，充分反映出研究者在认识上的差异。在具体的评论方法上，研究者总结出比较丰富的经验，如有目的的选编史料，辨证对比，由表及里、层层递进，坚持史识见解的原则性，编纂上的技术处理（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或举出明初与现实之间盛衰变化的事实两相比较；或溯委追源，沿着历史发展的线索找出弊端的症结与世变的转机；或直接针对某社会政治问题直接陈述己见（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启示。
问题之四：史籍中的史论体例。这也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内容。这一点在史籍的发掘与介绍中通常是不可缺少的。如研究者指出，《藏书》于纪传之中各立名目，“系以叙论”（注：马兴东：《〈藏书〉和李贽的史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4期。）；《弇山堂别集》的“考部”一则纠正史实，再则在考证之时进行评论，而每部前的序也有评论性质（注：孙卫国：《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南开学报》，1998年2期。）；《石匮书后集》则通过“总论”和“石匮书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点（注：陈仰光：《张岱及其史学》，《浙江学刊》，1992年6期。），等等。对史籍中的史论从体例上加以说明，一方面便于使人们对史书的面貌形成完整的认识，另一方面，史论的体例本身就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深入研究史论的体例，可以使我们对研究对象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如前文谈到的研究者对李贽《藏书》的研究，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的编撰方式，而且看到了这种编纂方式对增强评说力度的作用。有的研究者比较了《藏书》、《续藏书》二书的体例，从而发现《续藏书》为后人编写而非完全由李贽所作（注：任冠文：《〈续藏书〉考辨》，《史学史研究》，1998年1期。）。通过体例比较，还可以认识史论在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如有研究指出，《左编》有例无评，《藏书》有例有评，《藏书》是对《左编》的改编、评注，但在某种意义上，《左编》是封建正统史学的一个代表，而《藏书》却是新生市民史学的一个代表（注：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6期。）。
问题之五：明代史论对前代的继承和对后世的影响。如有的学者论证了《藏书》在体例与内容上是对唐顺之《左编》的因袭与改动，并且指出，“从表面上看，仅是结构的调整、位置的移动、名称的改变，而在实质上，则是对唐顺之所持是非观的颠倒、否定”（注：钱茂伟：《论〈藏书〉对〈左编〉的继承与批判》，《福建论坛》，1998年6期。）。有的学者发现王世贞的史论对李贽有很大影响，因为李贽在《续藏书》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王世贞的史论，来作为自己对某些人物、事件评论的结论（注：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1997年2期。）。除王世贞外，研究者还发现陈建的史论对李贽也有很深影响，“如《续藏书》一开始的《开国诸臣缘起》和《开国诸臣本根》，便两次提及陈建，并引述《通纪》中史论的观点”（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这些至少说明李贽史论的出现并非偶然，这对于认识明代史学风气很有意义。此外，研究者还注意到，明人十分重视对前代论赞思想与论赞艺术的评价与吸收。论者指出，“尤其是明清两代，《史记》论赞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的茅坤、唐顺之、杨慎、王维祯、项笃寿，……，都在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史记》论赞作了许多评论”，而且多数言之中肯（注：俞樟华：《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1期。）。明人对前人史论的重视既是明人论史兴趣的反映，又说明了明人论史具有严肃的学术性质，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即是五十年来有关明代史论研究的概况。虽然涉及的史家、史籍与问题已经不少，但与明代史论的规模与意义相比，研究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关于史家与史籍的研究还需要大大拓展，而关于史论研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尚需要整理、总结、提高。 三、明代史论研究的前景和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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