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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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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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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的历史批判精神，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启蒙作用（注：马兴东：《〈藏书〉和李贽的史识》，《史学史研究》，1995年4期。）。还有文章对《史纲评要》中的“批”与“评”作了简明生动的概括与分析（注：林晓平：《〈史纲评要〉的“批”与“评”》，《史学史研究》，1998年4期。）。
另外一些史书的史论虽然被关注的程度不及《藏书》、《续藏书》，但它们也被研究者提出来以引起注意。朱国祯的《史概》是其中之一。有的文章指出，“《史概》对史论非常重视，除‘大训记’中未有评论外，其它四部分对每朝皇帝、重要事件和人物都加以评论。广引诸家史论是《史概》的一大特色”（注：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999年1期。）。虽然也有学者对它非议，认为“《大政记》每帝论赞，附录别人论赞过多，不合独撰史著要求”（注：钱茂伟：《朱国祯及其〈史概〉再探》，《宁波师院学报》，1990年4期。），但这似乎不足以否定朱国祯的识见，因为“《史概》全书的百余条史论中，朱国祯本人发论即占半数以上”，而且他所持议论大多切实中肯（注：杨艳秋：《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南开学报》，1999年1期。）。
有的学者对明代浙东史学的史论作了介绍。如胡翰、张孟兼、朱廉、苏伯衡（他们与宋濂、王祎一起编修过《元史》）等人的文集中，都有像《衡运篇》、《尚肾篇》、《井牧篇》、《空同子瞽二十八首》等类讨论历史问题的篇章，在史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冯士元所撰《测史剩语》，“杂取春秋至唐代史事为之论断”，是一部史论作品；胡粹中在《元史续编》中采用“评曰”的形式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表了不少中肯的评论；范理的《读史备忘》、孟称舜的《孟叔子史发》，通过人物评论史事，亦有善恶褒贬之意，是明中后期史学经世致用的主要形式（注：朱仲玉：《明代浙江史学述论》，《浙江学刊》，1990年5期。），等等。
明代史学研究中发现的史论还有：史论专著，如朱权的《通鉴博议》、刘定之的《宋论》、赵弼《雪航肤见》、郭大有的《评史心见》、钟惺的《史怀》、朱明镐《史纠》、王志坚的《读史商语》、唐顺之的《两晋解疑》等（注：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其它史论突出的史籍，如吴士奇的《考信编》（注：钱茂伟：《晚明史家吴士奇史学述略》，《安徽史学》，1993年4期。）、祝允明的以举、刺、说、演、系五例来评价历史人物的《祝子罪知录》（注：钱茂伟：《明人史著编年考录》，《浙江学刊》，1994年6期。）、谈迁的“长于评论”的《国榷》（注：继光、陈静：《明代史学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4期。）等；以及史论散篇，如前文提到的，王祎在《元史》中的几篇传论，即卷一五八的《许衡传》、卷一六四的《郭守敬传》、卷一八九的《金履祥传》和《许谦传》（注：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4期。），等等。
这些已经被发掘出的、又各具特色的史论书目，反映了明代史论的盛行以及其中隐含的史学价值，这对于揭示明代史学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应看到，对这些史书的研究也显得失衡，大量的史论书籍仅仅是引起了学者注意，还没有展开研究。
（三）明代史论研究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从五十年来关于明代史论的研究来看，明代史论中所包含的明代史家或史书的历史观点、史论的社会意义、历史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史论的体例及史论的学术源流等，是多数研究者所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明代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或史书的历史观点，这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已有的研究中对此展示出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有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思想，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历史有卓越见解的史家，总结出不少重要的历史认识。如肯定李贽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武则天爱才安民、商鞅富秦、陈胜首创农民起义等历史人物功绩的赞誉（注：张君谅：《李贽历史观浅议》，《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5期。）；阐发王世贞对明朝诛杀功臣的揭露与批判、对分封诸王的不满、对礼教的斥责等（注：仓修良：《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文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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