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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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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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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期。）；论述陈建对科举制度、王朝权贵的贪婪掠夺、滥设皇庄而引起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批评（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等等。从中可见，明代史论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遍及明以前各个朝代和明代，且褒贬不一、良莠不齐。
有的研究则另辟蹊径，从明代的历史评论中考察明人的史学自觉性，以及他们在史学史上的价值与贡献。如有的作者看到了李贽“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历史评论实为卓越史识的表现，而他敢于与传统作斗争，实事求是地彰善贬恶，甚至以身殉史，正反映了他高尚的史德（注：陈曼平、张克：《试论李贽的历史观》，《湖南师范学报》，1984年3期。）。有的研究者看到，李贽对李悝变法、吴起知兵、李斯改制、汉高祖开基、元朝的多民族统一等历史事件的称赞中，包含着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评论的原则；并且指出，李贽既称颂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功绩又揭露他的荒淫残暴、既抨击武则天谋权杀冤又肯定她明察善断、举用人才等看似矛盾的人物评价，实际上正体现了据事直书、绝假存真的作史精神（注：李必胜：《李贽史学思想新探》、《安徽史学》，1990年1期。）。对李贽史论中体现的史学思想，有的研究曾作了较详细的总结，认为他在“治史目的、识史原理、评史标准、撰史方法上，显示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思路”（注：马兴东：《李贽史论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6期。）；而有的学者将李贽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联系起来，认为“把义理史学批判风推向了高潮”（注：钱茂伟：《论李贽对义理史学的系统批判》，《学术月刊》，1999年7期。），从而深化了对李贽史学思想的研究。
有的研究则是针对史论中体现的哲学思想的层面而言的，如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李贽的史论，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李贽哲学属于王守仁学派的体系，是王学在新条件下萌发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正统主张（注：任继愈：《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5期。）；而有学者认为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注：蔡尚思：《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李贽的批孔堪称天下第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5期。）。对史论进行哲学分析深入了对史论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理论认识。
问题之二：明代史论与明代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明代史论研究要重点关注的方面，近五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三种方法。最常见的一种是宏观介绍某种史论出现的时代背景。如认为李贽的命运与史论“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6世纪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又在深层次中揭示出一个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的时代”（注：梁希哲、姜建明：《李贽与16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5期。）。另一种是将史论与其它思潮或文化结合起来理解。如将李贽史论置入僵化、保守、沉闷为特点的理学氛围中认识，反衬出李贽鲜明的反叛精神（注：葛兆光：《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史学史研究》，1985年1期。）。还有一种方法是具体分析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的现实情怀。如研究者指出，《通纪》作者陈建因“阅事变不能自己于怀”，而“辄僭著评议，或采时贤确言，诚欲为当世借前箸筹之”的撰史动机，反映了一位史家于叙史之外率直地评议当朝王政、臧否当朝君主朝臣的经世之心（注：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1期。）；而王世贞在《赏赍考·即位之赐》中批判最高统治者不断走向奢靡的弊端，在《中官考》序中饱含他对宦官危害政治、毒化世风的忧虑（注：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版。），也正是史家将对时代的关切注入历史评论的生动说明。这三种方法各有得失，将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去探讨史论与时代的关系，我们将获得更丰富的认识。
问题之三：明代历史评论的理论与方法。这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史论理论上，研究者总结出明人提出的不少宝贵认识，如针对明代“褒贬出之胸臆，美恶系其爱憎”的史学风气，明代史家焦竑提出的尊重公论的看法（注：向燕南：《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历史学》，1999年8期。）；针对“史论袭旧，不下一意”的论史作风，朱明镐提出的“苟无创论别闻”，“不必作论”的批评意见等（注：钱茂伟：《朱明镐〈史纠〉纠史方法与理论探析》，《宁波师院学报》，1989年1期。），这些在史学上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在评论原则上，研究者或从思想的角度出发，将李贽史论的原则视为痛斥虚伪、褒扬纯真的“童心说”以及社会崇尚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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