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对一些已经发掘的大型墓葬，学者们经过仔细甄别提出，它们有可能是尚未能够确认的帝陵遗构。比如蒋赞初的《南京东晋帝陵考》（注：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一文认为，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可能是元、明、成三帝陵墓中的一个；幕府山2号墓应是东晋穆帝的陵墓。又比如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形制、结构与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近似，墓内既有1500余件随葬陶俑和其他随葬品，更有气势宏伟、内容丰富的壁画（图版柒，1），发掘者认为它应该属于帝陵一级，近年更有推测其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被追尊或谥为文襄帝的高澄或文宣帝高洋之墓者（注：参见宿白：《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文物》1996年第9期。）。此外，根据在山西右玉和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发现的10余座较大北魏墓葬，有人认为，它们在地理位置上与北魏前期的皇陵——金陵应有密切关系（注：李清俊：《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文物季刊》1990年第1期。）。
（二）帝后陵墓以外的各类墓葬
对于1985年以前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已做过分区分期的阐述，一些重要墓群、家族墓地和墓例，还被列为专条和专题作了重点介绍。此后公布的新资料甚多，连篇累牍，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拟从中归纳出以下几点，以概略揭示其学术价值。
其一，新发现的墓葬中，包含大批纪年墓，且形制、结构完整、随葬品丰富者占绝大多数。纪年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遍布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个王朝。其中有的还是当地乃至全国某一朝代少见的纪年墓。这些，无疑为历代墓葬编年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科学依据。
其二，又有一些关于重要家族墓地的新发现。这类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已知家族墓地补充了新资料，另一种是将一批新的大家族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南京尧化门、甘家巷及麒麟门地区曾是南朝萧梁皇族聚葬地，建国以来已先后在这一带清理出可确定或推测属于王陵的墓葬4座，即安成康王萧秀墓、南平元襄王萧伟墓、桂阳简王萧融墓、桂阳敦王萧象墓，1997年又在栖霞区白龙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凸字形大型砖室墓，墓主可能是临川靖惠王萧宏或其家族（注：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12期。）。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南京戚家山为六朝时期以谢鲲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墓地，而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区谢珫墓、谢温墓等7座墓葬的发掘结果显示，司家山地区当是谢氏的另一处墓地（注：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南郊六朝谢珫墓》，《文物》1998年第5期。）。属于新发现的大家族墓地有：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萧氏墓地、山东临淄北朝清河崔氏墓地、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唐韦氏墓地、广西钦州隋唐宁氏墓地、内蒙古科尔沁族辽耶律羽之家族墓地、河北宣化辽张氏家族墓地（图版捌，3）、河北石家庄市郊元史天泽家族墓地、南京雨花台明徐达家族墓地、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地、广东东莞明罗亨信家族墓地等等。这些大家族墓地，都是各该历史时期强宗豪族的族葬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延续时间长，排列严格有序，墓室建筑讲究，多有墓室壁画，随葬器物丰富且不乏珍贵文物，并有一定数量的墓志出土，不仅对恢复各宗族的世系和埋葬习俗是绝好的实物资料，而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有重要价值。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内蒙古赤峰市宝山主峰阳坡，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