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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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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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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注：罗贯中此书原名究竟叫什么？今见诸明刻本卷端除附加“按鉴”、“精镌”等许多词语外，书名或题“三国志传”，或题“三国志通俗演义”，或题“三国志”，或题“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等等。考小说史，其书名乃依傍陈寿《三国志》而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诚德堂熊清波本有《序》亦曰：“《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云。故知罗氏原著书名无疑不叫“三国演义”，今姑通称而谓之《三国志演义》，以俟后考。拙作《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辨》（载《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已叙说之，可参见。）早期刻本很多，诸明本的书名题署各有异同，先后参与整理者也甚夥，而其原本为罗贯中所编撰，则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一
近年来，有的学者以为《三国志演义》编撰者不是罗贯中，因为这部小说的某些明代“梓行”本（如黄正甫本）并未署作者姓名，而这黄正甫本却被认为是最早的刻本。因此，问题的澄清还须从版本谈起（按：关于黄正甫本的详细讨论拟另具文，此处只对涉至原编撰者与相关的问题略作旁及而已）。
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成书后，长期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明弘治七年甲寅(1494)庸愚子（金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弘治七年此序只提“誊录”传抄，不及当时有刊刻之事。到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关于修髯子（关西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乃托称有客请求刊刻，以传“四方”，于是才有了刻本。这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事（注：今人沈津先生认为此前或有刻本。他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上，发现改装用的衬纸中有《三国志演义》残叶，谓据残叶“衬纸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此种刻本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载此刻之行款，当另一新版本也。”见《文献》季刊1990年第2期第200页。 陈按：1989年10月在沪开会时，当月20日曾专往观看该残叶。所见此刻确为未著录的早期明刊本，半叶12行，行22字。但其年代的最后鉴别，尚待进一步的充足证据，故而暂时未敢苟引。况且，今见之所谓“嘉靖元年本”（即“人文影本”的底本）并非此年刊印。其真实的刻书时间还需要重新确定。当然，真正的嘉靖元年本也有待查找。至于嘉靖元年前的刊刻问题，并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但要等真实可靠的发现来作结论，目前只好暂从修髯子（张尚德）《引》之说。）。
不过，今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称“人文影本”），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底本是明嘉靖元年壬午张尚德刊刻的，但是事实上未必如此。从同系统的夏振宇刊本（注：夏振宇本的板心刻“官板三国传”，可见其母本为官版，尽管分卷不同，正文与注也有所加工，且有不少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夏本与“人文影本”有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包括误文误注），而且其卷首也有明嘉靖壬子（午）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夏本的祖本当是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刻本（或其底本），与“人文影本”的母本（或祖本）同出于一源，只是各自在历次翻刻过程中又进行了不同的整理和修饰。因此，通过夏本当可窥探嘉靖元年张尚德原本的某些面貌。）来看，尽管夏本晚出而且有许多加工整理，却也保存了嘉靖元年原刊的某些文字。下面仅举数例以略说之。例一，“人文影本”底本有脱文。如卷首庸愚子《序》，夏本写“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读到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这里有两个“读到”，乃正是原文骈体对句的提示需要。但“人文影本”此处缺失后一个“读到”，显然是其底本刊落的缘故。又如夏本此《序》分析曹、孙、刘三家时，指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立心操行，又非老瞒可议。”接着说刘备“君臣契合，辅成大业”。这里其实也是评说三家的用人，以为刘备“君臣契合”乃最上，孙权“得人”[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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