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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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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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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心操行”为其次，曹操则又无可与孙权相比。前后呼应，意思层次分明。但是，“人文影本”却刊落“立心操行”四字，那末东吴孙氏所用人之“得”便隐然不显，也模糊了三家“得人”的差别，此当非嘉靖元年本的原来面貌。例二，“人文影本”底本有误字，夏本可正之。如夏本修髯子《引》，谓此书“简帙浩瀚，缮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缮本”，即抄本。《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载曹操问蔡邕遗书，邕女琰因书已流失，“罔有存者”，乃凭“诵忆”而“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缮书”，即抄写所成本也。按因《三国志演义》“简帙浩瀚”，此前只有“誊录”相传而抄写工作繁重，所以这里才说“缮本甚艰”。然而，“人文影本”此《引》“缮本”作“善本”，非也。通常所谓“善本”乃指珍贵难得的版本，虽然也包含有抄本在内，但是当时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明嘉靖元年此《引》不可能称其近代小说为“善本”，故知此处当以夏本为是。例三，“人文影本”底本经过文字修饰，删除了一些“忌讳”性的细节描写，而其母本（或祖本）某些文字则从夏本中可以看得到。如夏本所保留对关羽、诸葛亮的一些微词，当为未加修饰的祖本原有，但不见于“人文影本”。又如“人文影本”写曹操得冀州后，“操自统大军征袁谭，直抵平原。谭料非敌，遂弃平原，走保南皮。”而夏本在“直抵平原”与“谭料非敌”之间，还有一段约十二行近三百个较为朴实的文字，描写袁谭向刘表求救，表听刘备“只宜养兵自守，彼虽求援，切莫妄动”之计，遂贻书拒绝。如果说刘备在白门楼落井下石，是因为吕布曾经抢夺过他的地盘，其负“射戟”之恩似尚为情理中事。但是，袁谭既与他并无嫌隙，而又在他穷途匹马来投时，还曾亲自迎奉而待之为上宾。袁谭有大难，刘备理应设法救援，今却反而阻止刘表出兵，其行为实在鄙劣。这种有损于刘备形象的描写，在尊刘贬曹倾向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后出的夏本是不可能擅自增添的，而当是保存原本之所有。例四，“人文影本”底本的正文又有挖改的明显痕迹，当非原本所为。如夏本写鲁肃过江邀孔明，说：“孔明之兄为江东参谋官，望公既久，……愿请公同见孙讨虏，共议大事，若何？”这里鲁肃直呼之“孔明”。但是“人文影本”的底本此处进行了挖改，将“孔明”二字改作“贤公”，殊不知通检全书并无称谓孔明作“贤公”之词语。这里的挖改，显然不是因为校正文字的需要，实亦乃为尊刘而敬重孔明之缘故（注：《三国志演义》写孔明被称为“大贤”、“公”等，“人文影本”的底本经过挖改而合称之为“贤公”。但“贤公”之谓，亦不见于尚保存对孔明有某些微词的夏本等。）。如此等等，可见“人文影本”及其底本并不是明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的原刊本。如果把“人文影本”当作嘉靖元年原本，并以此为坐标来判断、分析或研究《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及其年代问题，所作的结论无疑将不会是十分可靠的。况且，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传抄以及后来诸多的增改刊刻，《三国志演义》的版本问题已变得十分复杂，而且依据刊刻的先后有时也还并不足成为证明其对原书接近程度的唯一标尺。
今有学者认为，黄正甫本是刻于明嘉靖元年（甚至是弘治十三年）以前的最早刊本，此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诚然，属于“三国志传”系统的黄正甫本中的某些文字，应该说仍保存其祖本面貌而可能比较接近于罗贯中的原书。所以，拙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曾将此本与“人文影本”有关诸葛亮形象的描写进行了比照。不过，我至今仍然还认为此本刊刻时间晚于“人文影本”的底本，孙楷第先生据序末题署而确定为“明天启间”刊的说法，还当是可信的。今仅就有关问题作如下简述，并向方家请教。
首先，从刊行者其人的年里与刻书活动来看。（一）黄正甫乡里。此本卷端题“书林黄正甫梓行”，全书卷末木记又作“闽芝城潭邑艺〔书〕林黄正甫刊行”。刊行者为黄正甫，是学术界确认而没有争议的事实。按《明史》卷四十五载，建宁府下辖建阳县。据明清地方志记述，“芝城”即建宁府的别称，“潭邑”则为建阳县，此“书林”乃特指建阳县崇化里书林地方（注：芝城，据清康熙《建宁府志》载，因府城南有紫芝山（古代产紫芝）而得名。“潭邑”（或又作“潭阳”），明万历《建阳县志》载：“建阳县古有大潭城。闽粤王无诸筑城于上，以拒汉。下瞰大溪，潭水泓澄，故以名焉。”书林，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上）说：“在建本中，凡出现‘书林’二字，均指崇化书林”。又说：“建阳崇化里村外歌乐山上，历史上曾有一座书林门，门的上方即大书‘书林门’三字，系出入书林的古驿道的必经之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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