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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时间:2009-7-24 13:58:21  来源:不详
事”(卷十二)、“司马望救邓艾出阵”(卷十九)。足见这些卷首目录是正确无误的,而恰恰只是正文应有的这些段目漏刻了,却并非原本(或祖本)正文就是如此。(2)卷首段目文字与正文不尽一致,在明闽建刻本中是并不罕见的。黄正甫本有这种情形,其他建本也都不乏其例。如“余本”卷八正文段目《诸葛亮计伏周瑜》,而卷首作《孔明智伏周瑜》;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下称“汤本”)卷二十正文段目《司马炎复夺受禅台》,而卷首作《□□□[司马炎]复受魏禅》;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下称乔山堂本)卷二正文段目《刘玄德北海解围》,而卷首作《刘表[备]北海解围》等等。至于黄正甫本卷九正文段目《赵云智取桂郡》、《黄忠魏延献长沙》,而卷首作《子龙翼德各得郡》、《关索荆州认父》;卷十二正文段目《瓦口关张飞战张hé@⑦》,而卷首作《张飞关索取阆中》,这是因为正文删改了关索故事而另题段目的结果。其实,这种情况全同于乔山堂本,而乔山堂本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万历四十七年(1619),比明天启三年(1623)才出现的黄正甫本要早许些年头。这里还应该附带地指出,乔山堂本的卷首目录存有卷十二之段目《曹操试神卜管辂》,正文删去此段目(黄正甫本同),并将此段正文紧接于上段末(黄正甫本与之大体相同),只不过乔山堂本正文删去描写管辂的文字比黄正甫本要多得多,故其卷首似已完全没有必要保存此段目。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学者提出乔山堂本的卷首文字要比正文晚刻的看法。因为这些并不能用以证明正文与目录之间刊刻的先后。
  黄正甫本卷首《目录》之前有癸亥(即天启三年)博古生《叙》,其后有《君臣姓氏附录》。正文有些错字,《君臣姓氏》中也可以找得到。如卷二写夏侯dūn@④推荐典韦时,曾说:“此人乃陈留巴吾人也”;《君臣姓氏》之魏国臣纪也载:典韦,“陈留巴吾人。”其实,“巴吾”乃为“己吾”之误。按陈寿《三国志》卷十八本传载:“典韦,陈留己吾人也。”又,《后汉书志•郡国三》亦记陈留郡下有“己吾”县。可见正文与《君臣姓氏》都一起错了。又如黄正甫本往往将“阿”字误作“河”。正文卷二写曹操“留荀yù@③、程昱领军三万,守鄄城、范县、东河三县”;《君臣姓氏》之魏国臣纪亦谓程昱“东河人”。但据《三国志》卷十四、《后汉书》,“东河”俱为“东阿”之误(“东阿”,时属兖州东郡)。正文卷三写孙策移家属于“曲河”并曾以“曲河”为据点,此“曲河”即“曲阿”。黄正甫本正文错误与卷首《君臣姓氏》之如此划一,也难以令人相信正文与卷首刊刻时间距离竟达一百二十多年之久。


  至于说到黄正甫本的“封面”,更令人十分惊讶。因为今见此书根本没有封面。所谓古籍的“封面”,刘国钧先生《中国书史简编》说:“书的起首处总有题着本书名称的一叶,现在称为书名页,从前称为封面叶或内封面。现在称为封面的一页,从前称为书皮或护封,是不计算在全书之内的。”“国图”入藏的此书已缺失封面叶,所见题有“三国演义二十卷 明书林黄/正甫刊本”字样的外叶,其实就是书皮(即俗称“书衣”)。上文已经说到,“国图”所藏此书乃是民国年间金镶玉重装本。今见原书叶内,已加有稍大于原宽长尺寸的衬纸。此书皮大小尺寸俱同于衬纸,再从其纸质与色泽来看,书皮纸也当产于民国时(最早不过于清末)而不可能到明代后期。所见书皮是民国间重装时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明天启三年的原物;况且书皮上的字样也并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装后用墨笔添写上去的。因此,将民国年间重装时所加的书皮当作明天启三年之物,并用以为刊刻时间先後的例证,实在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丝毫不能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黄正甫本尽管有一些文字比较接近《三国志演义》原著,但它刊行于明天启间而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这当是无可变更的事实。晚明时期,在《三国志演义》被大量刻印的情况下,人们既已熟知其原编撰者是谁,而省刻罗贯中的名字是不足为怪的,并不一定是要对其著作权提出挑战,更何况黄正甫本又没有对作者问题提出新说法。后来的毛本《三国志演义》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今见最早的毛评本是清康熙十八年刊出的《四大奇书第一种》,亦不署原编撰者姓名(后来的毛本都如此),此时批评者毛宗岗本人尚还在世。其实毛宗岗并非不知道。早在康熙初年,他曾协助瞽目的父亲毛纶评《琵琶记》而成《第七才子书》,并在其代父执笔的《总论》中说:“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记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又说:“予因叹高东嘉《琵琶记》与罗贯中《三国志》皆绝世妙文,予皆批之”云云(注:引文见清成裕堂刊本《第七才子书》卷首。有关毛评本,可参见拙作《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可见毛宗岗并非否认罗贯中的著作权,而只是忽略了原编撰者的署名权。黄正甫本亦当如此。所以,在著作权观念十分薄弱的古代,尤其是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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