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尉犁营盘汉晋墓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8日。）和青海都兰县吐蕃时期吐谷浑人墓地（注：蒋迎春：《’96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都兰吐蕃墓群》，《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日。）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分别清理葬俗颇有特点的墓葬110余座和60座，出土一大批毛制品、丝织品等珍贵文物。不少织物融汇了东西方文化因素，有的显然为境外输入品。对研究我国古代毛织、丝织工艺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关于历代墓葬的研究，涉及到很多问题，但重点仍在对墓葬的编年研究方面。这项研究一直是沿着对墓葬进行分区分期的路子开展。80年代以后发表的主要文章，有张小舟的《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注：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徐殿魁的《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权奎山的《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注：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张小舟的文章将此期墓葬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区，并将中原地区墓葬分为4期，将西北、东北地区墓葬各分为3期。徐殿魁的文章将建国以来洛阳及周围地区发现的隋唐墓葬分为4期，从而结束了以往以西安隋唐墓分期涵盖两京地区隋唐墓分期的历史。权奎山的文章，将南方隋唐墓分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赣江地区和福建、岭南等六区，每区墓葬又划分出若干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还探讨了墓葬分区与唐代“道”的关系，各区之间的关系、各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等问题。此外还有一批探讨三国两晋南北朝袝葬墓、唐代双室砖墓、阴阳勘舆对北宋皇陵的影响、金代女真贵族墓、明代后期藩王墓葬制度以及山西境内金墓、福建境内六朝至宋代墓葬的文章。关于地方民族地区墓葬的研究文章，有《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分期》、《渤海墓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代西南民族墓葬研究》等。
四、出土文物研究举要
对于遗址、墓葬各类出土文物的研究，除散见于专著、专刊者外，还有大量文章刊布于各种期刊杂志，内容涉及金银器皿、货币、铜镜、马具、玻璃器、瓦当及文化艺术品等。
方兴未艾的古代金银器皿研究，继80年代初期首次出现关于唐代金银器皿的分期意见之后，1989年出版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一书，又推出了一种关于唐代金银器分期的看法。齐东方在评论文章（注：齐东方：《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考古》1991年第2期。）中，在肯定其积极贡献的同时，对书中的“复古潮流”说表述了不同的观点。关于宋代金银器，则发表了《试谈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注：萧梦龙：《试谈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文物》1986年第5期。）一文。历代货币研究近些年取得的突出进展，是对曹魏五铢钱的辩识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注：戴志强：《曹魏五铢考述》，《文物》1998年第4期。），对唐开元通宝的分期也作出了初步的尝试（注：徐殿魁：《试论唐开元通宝的分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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