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棺为葬具，出土随葬品400多件，它们分属盛唐墓和中唐墓。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在其中34座墓内发现殉人，总计达87人之多。发掘者认为，这些人可能是异族战俘和墓主人同族的奴婢，然有证据显示，他们更可能是与墓主人属于同一支居住在凤翔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成员（注：雍城考古队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县城南郊唐墓群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此规模较小的墓群，如南京富贵山的六朝墓群、四川松潘唐代墓地、河南偃师杏园汉唐墓群（图版捌，1）等。在偃师杏园墓群，前后发掘汉至唐代墓葬200多座，其中西晋墓近50座、唐墓69座。西晋墓非常典型而且遗物品类齐备，对中原西晋墓研究颇有参考价值；69座唐墓，墓主多为中小官吏，其中37座出有墓志。以这批唐墓资料为主要依据进行的研究，对洛阳地区唐墓分期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此外，还揭露出一些特殊墓群。在安徽繁昌县城西郊的基建工程中，清理出13座颇有特色的北宋墓，为单室砖墓和土坑墓，部分用残瓷窑具或瓷片封顶，随葬品主要是普通陶、瓷器，墓室后部又都放置1～2件盂钵。据认为，其墓主应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即当时的窑工（注：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县老坝冲宋墓的发掘》，《考古》1995年第10期。）。
其五，在北魏洛阳城东外郭城内，曾清理了两处丛葬墓地。墓地内墓葬排列紧密且井然有序，随葬器物很少，随葬朱书铭文砖上有“西人”一词。被认为是桓温北伐所统“义故西人”在洛阳附近战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后的集体葬地（注：段鹏琦：《对汉魏洛阳城外廓城内丛葬墓地的一点看法》，《考古》1992年第1期。）。
其六，对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崖葬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查和必要的清理，迄今已相继发表了四川宜宾、珙县、兴文、高县、筠连、乐山、绵阳以及广西左右江流域的调查及清理资料。调查者认为，四川境内的崖葬，流行于六朝至宋元，当为古獠人的葬俗；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崖洞墓，流行于南朝末至明清，可能是壮族及其先民的遗迹（注：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0级实习队等：《宜宾县双龙、横江两区岩穴墓调查记》；同校78级实习队：《四川叙南崖葬调查纪略》，分别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和1985年第1期。）。
（三）地方民族政权控制区的墓葬
这类墓葬，包括高句丽墓、渤海墓、吐蕃墓、南诏大理墓和其他部族的墓葬。对高句丽墓、吐蕃墓、南诏大理墓的发现和研究，在80年代已经做过初步总结，此后较重要的工作有：在吉林集安东大坡高句丽墓群清理积石墓和封土墓95座，在辽宁桓仁县原高丽墓子村大型高句丽墓地上，又发掘由4座近方形和长方形大石堆组成的积石墓1座；在黑龙江发掘渤海大型石室壁画墓并在宁安发现渤海墓葬群；在西藏洛扎县调查吉堆吐蕃墓地；在四川西昌陆续发现一大批南诏大理时期的火葬墓和一通刻有大理国“盛德二年”纪年的墓碑，在云南澄江发现大理国至元代的火葬墓等等。
另外，近几年相继对新疆尉犁县营盘汉晋墓地（注：蒋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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