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新发现一大批富有资料价值的大、中型竖穴土坑墓、砖室墓（含砖石结构墓）、砖室壁画墓、画像石墓和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随葬品丰富甚至极为丰富，墓主中不乏当朝太子、公主、贵族、高官大吏或一代名流。有的墓室结构颇为特殊；有的随葬品种类与通行葬俗迥异；有的随葬品不多，墓室建筑及设施却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因此，足以作为研究历代埋葬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典型实例。此类墓葬为数甚众，稍加检选，即可举出数十例之多。其中属皇室成员墓者，有曹魏陈思王曹植墓，南梁桂阳敦王萧象墓，东魏茹茹公主墓，唐李承乾墓、大长公主墓、唐安公主墓、惠昭太子墓、金乡县主墓、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吴王妃杨氏墓，辽陈国公主及驸马萧矩合葬墓，金齐国王完颜晏墓，明辽简王墓等。其他墓葬之较重要者，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苏金坛方麓东吴墓、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山东苍山县西晋画像石墓、广州沙河顶西晋墓、江苏江宁下坊村东晋墓、辽宁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前燕墓、锦州前燕李廆墓、宁夏彭阳北魏墓、山西大同北魏元淑墓、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三道营北魏大型壁画墓、山东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湖北武昌马房山隋墓、甘肃天水隋至唐初石棺床墓、宁夏固原王涝坝唐史道德墓、河北献县唐墓、陕西咸阳贺若氏墓、咸阳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怀道墓、宁夏固原南郊乡唐梁元贞墓、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北京海淀八里庄唐墓、河南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四川成都金牛区后蜀孙汉韶墓、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河南洛阳北宋王拱辰墓、安徽合肥北宋马绍庭墓、河南新安宋代壁画墓、江苏武进南宋薛极墓、江西星子县南宋陶桂一墓、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图版捌，4）、辽宁阜新契丹墓、河北宣化辽韩师训墓、内蒙古科尔沁旗辽耶律祺墓、山西襄汾金墓、山西大同南郊金墓、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博州刺史墓、北京密云太子务元代壁画墓、辽宁辽源富家屯元墓、福建将乐元代壁画墓、山西运城西里庄元壁画墓、山东济宁元张楷墓、四川重庆江北区明玉珍墓、山西永济明韩揖墓、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墓、江苏泰州明胡玉墓等等。

其四，新发现一批大型墓群。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葬群，是北魏都平城时期的文化遗存。现已发掘各种形制的墓葬167座，出土各类遗物1088件，其中以陶器数量最多。陶器形制既表现出对鲜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体现了大量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因素的特点。这批墓葬的主人可能就是拓跋氏某部族的成员（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在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以西，发现古墓葬213座，内有砖室墓101座，土坑墓112座。砖室墓规模较大，墓室最长可达18米，应为曹魏墓；土坑墓则可能是后赵、冉魏、前燕的墓葬（注：邺城考古队专稿：《配合京深高速公路建设邺城考古勘探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在西安西郊热电厂勘探，发现墓葬1000座以上，已清理各种形制的中、小型隋唐墓140座，出土各式陶俑、陶器、釉陶器、三彩器、瓷器、铜器、铁器600余件，另有一些银、铜、玉、石、蚌质小件器物和近300枚货币，并有5方墓志。经整理研究，这批墓葬可分为隋至唐高宗、武则天至中宗、玄宗至代宗和德宗至唐末4期。墓主可能是不同姓氏的平民，少数为中小官吏，应是一处公共墓地（注：姜捷：《陕西隋唐考古述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在陕西凤翔南郊发现一处庞大墓群，分布范围东西1.5、南北近1公里，墓葬总数可达数千座。已发掘其中的155座，墓葬形制计有5种，葬式多样，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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