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钟人杰的后代。在《调查报告》中有多位受访者提到，钟人杰有后代留下来，并且仍与崇阳有关系。一说钟人杰的儿子，大名天明，生死不明，小名夏早清，随黄氏(钟人杰之妻——笔者注)逃命，被夏家拾得，改姓夏。据说钟家族谱有记载[2](1975年11月5日）。一说钟人杰有个孙子，被人送给夏姓地主做儿子，就改姓夏，长大后读书，后来做了崇阳县长[2]（1975年10月29日）。后一说更为流行。“白霓桥(钟)家祠堂的匾上(有)随钟遂盛(的字样)，是钟九死后，一个姓夏的县官为钟九挂的。这个县官是新疆人，充军去新疆的，是钟九的孙儿，姓夏的，过继到夏家后就改了姓的，逃到新疆后回来做官，分到崇阳。”[2]（1975年10月28日）“听说，钟九当时有个孙子(一岁多)，衙役们不知道，有个家人(佣人)把孙子抱得跑了，送到一个姓夏的的员外家里。员外收下他做儿子养，读书，后来做了官，分到崇阳当太爷。钟九死后，亲的家属、亲戚都杀完了，疏的每年也要游一次街。钟九后人当太爷后，心里知道，回到钟家祠堂挂匾，并免了游街一事。”[2]（1975年10月30日）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钟人杰的供词中，他说自己生有一子，叫钟漆明，另有一女，别无他子。《崇阳冤狱始末记》中没有对于钟人杰家人乃至族人如何处理的记载，《清实录》中提到“逆属十四名口，首从犯一百二十五名，及各逆田产，著该督分别办理。……首要各犯并逆匪家属，全行生获，不留余孽”[7]（卷367）。从《大清律例》的规定来看，他们没有免于残酷惩罚的可能。笔者对现在白霓桥附近的钟氏族人做访谈时，他们称自己是钟人杰的远族，近亲在当时被杀或流放了。笔者查阅他们的族谱，也没有发现对钟人杰的记载。然而姓夏的县官却实有其人，当然肯定不是钟人杰的孙子。他是宣统年间崇阳知县夏绍范，曾编著出版带有反清色彩的《崇阳公牍时务丛编》一书。更有意思的是，他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父亲[8]（《大事记》）。口述资料中钟人杰的结局无疑并非历史事实，但是为老百姓所坚信所流传。那么，除了以文献记载来纠正它的错误之外，搜集这方面资料意义何在?笔者以为，研究者在找寻历史真相的时候，还应该明白重要的是被记忆的历史。我们总是说，社会史要将大众纳入研究范围，那么就要看到，老百姓记忆的历史与文献中的历史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意义在于：其一，它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如社会观念与社会运行机制。其二，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在加入了历史记忆这一因素之后，我们就需要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历史，或者说什么是对某一人群具有意义的历史。正如赵世瑜在《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一文所指出的，从客观方面来看，历史记忆虽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它的制造与传播的社会背景是历史事实。因此，“传说与正史文献传达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而不应以截然的二元对立的态度来对待它们”。从主观方面来看，对历史记忆的研究“把关注点从客体转移到主体，转移到认识论的问题上”[9]。

老百姓的复杂感情和心态在“钟九闹漕”的口述资料中有很充分的反映，其中一些是我们所熟悉的，例如对英雄人物的敬佩与赞美。在老百姓的情理中，石碑是用来纪念钟人杰的，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会没有后人，因此那个同样具有反叛精神的夏绍范就成了钟人杰的孙子。还有一些是我们不熟悉的，其一是对反叛的惧怕和厌恶。口述资料中的钟人杰不仅没有逃脱悲剧命运，而且如果按照革命史的叙事逻辑来看，其结局也是不够光彩的①。1957年版的《钟九闹漕》的结尾对此进行了革命化的处理②，华中师范学院1975年调查的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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