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史料考订派从史学界的主流地位一步步被推向“边缘”。史料考订派不仅丧失了学术机构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的经营权，而且受到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在学术体制化的背景下，他们大多在努力配合新意识形态；但有的仍在守护自己的学术路数。史料考订派的“边缘化”主要受外力影响，同时也有其内在逻辑。史料考订派在这一时期的衰落与他们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表明，外部因素对学术影响巨大，但学术也有保持独立性的可能。

关键词：史料考订派／唯物史观派／学术体制化／现代学术史

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史观派的冲突是理解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基本线索之一。[1](第3页)在20世纪上半阕，史料考订派占据史学界的正统地位，唯物史观派受到他们的轻视和排斥。然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唯物史观派却一跃成为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控制史坛数十年，史料考订派则被放逐到学术界边缘地带，几乎销声匿迹。这一戏剧性的逆转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当前学术界已对史料考订派从主流走向边缘这一现象进行了若干梳理，颇具启发意义，但大多尚停留在史料层面上，对历史细节关注较多，理论分析相对缺乏。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原因、一步步被“边缘化”的过程及其当时的生存状况、学术努力，对影响学术的外部因素及学术内在属性的关系进行申论。

一

早在抗战初期，史料考订派就显露出衰落之象。卢沟桥事变后，平津一带的大学被迫南迁，其中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着国土的丢失，南方的大学也陆续西迁。这些大学虽以坚毅之精神，维系了学术命脉，但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之中，文献资料失散甚多，人心难定，依赖于文献资料的传统学术备受打击。抗战胜利后，各大学虽陆续复校，但学术创伤短期内难以抚平。何况新的战事旋又开始，史料考订派们虽大多不问政治，但时局的影响也使他们难以重振二三十年代鼎盛时期之精神。而当时唯物史观派重在理论阐发，并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过多依赖于对文献资料的使用，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精神氛围更有利于这一学派发挥其宣传鼓动方面的特长，所以就学派的发展而言，唯物史观派不像史料考订派那样损失巨大，实际上还获得一定发展。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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