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史料考订派衰落有其内在因素，但不可否认，这种衰落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因素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及其后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旧学术观点和传统学人进行的地毯式批判，再加上通过院校调整从体制上对知识分子予以凝固、控制，逐渐形成了以高度集中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思想文化体制，学术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体制化了。学术的体制化对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影响至为深远。学人一旦成为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就会产生一种矛盾：一方面，作为一名学者，应当遵循学术尺度，以向往真理、追求客观为天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既定框架下进行思考，必须服从意识形态的最高要求。学术的根本追求和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自然有其交集，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二者会达成一致、互相契合；然而意识形态又经常受现实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的灵活性、形式上的多变性，往往难以做到“客观求真”。这样，体制工作人员的职责与学人、学术本质上的独立思考意识就会发生抵触。一旦抵触，处于弱势状态的学术独立思考意识就往往不得不在政治立场或利益比较上被牺牲掉。在学人被体制化的同时，人文学科也被体制化，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部门。作为学术，人文学科的使命是解决人们对理想、对真理、对事实是非界定的追问，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证伪来开拓新的领域和提出新的问题；但作为意识形态，它必须服从整个体制的制约，这就与学术的求真属性构成一对矛盾。学术的体制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人思考能力和言语表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权力中枢针对隶属于“资产阶级学术”范畴之内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反动思潮、错误观点”及研究方法所发动的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更令学人噤如寒蝉，传统的学术话语被无情地解构，固有的学术信念最终灰飞烟灭，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精神坐标迅速失去意义。一言以蔽之，剧烈的政治变革与学术的体制化、意识形态化使传统学人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表明，学术是现实的学术，它无法脱离于现实环境，“真空”里的学术是不存在的。在现实利害直接或间接影响学术的时候，相对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要素，处于弱者地位的学术不得不在利害问进行权衡。在政治是社会主导性因素的社会里，政治气候的变更对学术气候的影响尤为巨大。在这种学术与现实环境的紧张之中，学者常常会在求真与情感，理性与价值的冲突之中被撕裂被扭曲。学术往往不得不在服从现实的要求中寻求生存。

虽然健康的学术研究需要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但史料考订派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对学术的坚守同样表明，学术也有自身发展的逻辑，也不是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学人并不是自己就完全无所作为。毋庸置疑，学人应将自己的治学之本定位在“求真”的纯学术境界，虽然这种境界实现的程度只能是无限趋近，而不是一定能达到。这种学术追求、学术定位有助于学人在外部强力因素影响学术时寻找自己的精神坐标，确定自己的位置。如陈寅恪、顾颉刚、余嘉锡等学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意识形态语境下，仍坚守自己的学术信念与学术路数，成为“学术就是学术”、学人保持独立性的典范。这为20世纪90年代学术向自身的回归保留了火种。到40年后的90年代，当一场文化热过去以后，当知识分子们发现除了留下一大堆崭新的理念之外，学术的积淀至为匮乏时，才开始重视学统自身的独立性，才开始注意承接前人留下的学术传统，才开始为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传统做原始积累工作。这样，被割断的学术血脉逐渐得到修复。90年代蔚为热点的“陈寅恪热”、“顾颉刚热”正是后人对他们学术品格的最好怀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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