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考订派的被“边缘化”首先从学术机构控制权的转移开始。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史学会的重组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组成人员的评选。1949年前后中国史学界的最权威的学术团体都叫“中国史学会”，然而这两个“中国史学会”面貌迥异。1943年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中基本上见不到唯物史观派学人的踪影。但仅仅6年后(1949年7月)在北平宣告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头面人物却全是唯物史观派(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时，基本上沿用的是这个班底)，相差极其悬殊。再来比较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这两个1949年前后分别组建的国家最高人文类学术机构。1948年评议出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28人中，唯物史观派仅有郭沫若1人入席，入选凭的还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成绩。然而到了1955年6月，原来在野的唯物史观派史家如吴玉章、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尹达、胡绳、胡乔木、刘大年、邓拓等(甚至包括一些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官员)一跃而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原来占主流地位的史料考订派头面人物几乎全部被扫地出门。大相径庭的两个权威学术机构组成人员名单表明，两大学派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史料考订派这些传统学人来说，或许他们可以对史学会、科学院这些新生组织抱持淡泊心情或漠视态度，但随后于1951年开始、1952年基本告一段落的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却使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受唯物史观派管辖这一事实。1951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定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大规模展开。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等等。其中，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等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等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教会院校被撤销。改为工科或撤销的大学的历史系合并到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合并给北京大学，齐鲁大学历史系合并给山东大学，岭南大学历史系合并给中山大学，等等。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唯物史观派学者纷纷出任学校校长或系部主任等管理职务。院校调整将原来自由流动的学人变为按月从财政上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从体制上加强了对学人的人身控制，从而为从思想上控制学人提供了组织基础。

    史料考订派衰落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学术期刊经营权的丧失。学术期刊是学术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学术期刊是学术流派的阵地、喉舌，对于近代学人、学派至关重要。50年代初期，唯物史观派在掌握学术机构控制权的同时，创办了种种新的学术期刊。《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等学术刊物相继问世。与唯物史观派学术刊物的茁壮成长相映照，传统学派的刊物是一幅日薄西山的败落景象。在1949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古史辨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都拥有自己的主打刊物，甚至连这些学派的得名都源于他们的刊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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