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派缺乏自己的学术阵地，他们的文章大多只能发表在当时二三流的杂志上。现在却乾坤倒转。虽然唯物史观派经营的新刊物与史料考订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他们影响下、甚至直接参与下创办的，但传统学人已经无法再继续出版自己独立的刊物，则是事实。1952年9月，顾颉刚一度想将当年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的《禹贡》复刊，屡遭挫折。1955年2月6日，顾颉刚以一句“禹贡学会从此终了矣”为自己殚精竭虑半生的禹贡学会画上了句号，《禹贡》复刊事也随之作罢。[3](第240页)可以断定，古史辨派的衰落与失去《禹贡》等学术阵地的支撑有很大关联。原来在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国学季刊》、《燕京学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其他专业杂志，也都在新政权成立后或停办、或迁移。(其中，创刊于1923年的《国学季刊》在1952年12月停刊；创刊于1927年6月的《燕京学报》在1951年6月停刊；创刊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底随历史语言所迁至台湾出版)传统学术期刊在中国大陆的迅速销声匿迹，对于传统学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创。整个传统学派的衰微与他们不再掌握学术期刊、很难发表原来治学路径下的成果有很大关系。
天翻地覆的政局鼎革本身已给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造成时代风云变幻的震撼，学术机构领导权和学术期刊经营权的丧失更使他们备感失落，紧接而来的大规模新意识形态话语正面渗透和接踵而来的思想改造，则使他们经历了一番无处逃遁的冶炼。
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并确立其权威地位，为新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有力的理论论证与精神支持，是新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这需要灌输新意识形态和铲除旧意识形态双管齐下。首先是大规模地理论灌输。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运动，除了为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干部举办大量训练班、革命大学外，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也相应地开设了政治理论课，进行理论灌输。绝大多数传统学人参与了这场大规模的学习。这场运动使传统学人初步了解了唯物史观，丰富了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了学术课题的转变和学术话语的转换，表述新观念的意识形态词汇也随之一步步渗透进学术领域，唯物史观迅速由原来的民间话语成为史学研究的垄断性话语。
从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权力中枢的直接倡导下，包括众多史料考订派学者在内的数十万高校师生、科研人员在学习马列的同时参加了规模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运动使他们中的大多数第一次走进了贫穷落后的乡村，活生生的现实给他们以思想上的震动。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去安徽五河、灵璧二县参加土改，经历了从未经受过的艰苦生活，淮北农村和农民极端的贫穷落后超出了他的想像。[4](第100、101页)在四川眉山县参加土改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在题为《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照了镜子》的体会文章中，从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对革命由恐惧到安心的心理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自我剖析。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感慨：“读书太多，尤其是久与实际生活脱节的读书太多，是使一个人的知识愈来愈无实用价值也就无理论价值的一种求知方式。”[5](第46、57页)这一期间，为了配合朝鲜战争，国内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进行了清理。清理的重点区域是学术界，因为这里有美国留学背景或与美国存在这样那样关系的人最多，也给传统学人心理以冲击。
包括史料考订派在内的传统学人真正经历的“炼狱”是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从1951年秋开始、到1952年秋告一段落，主要就是针对传统学人而来。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一是交待自己的经历，尤其是“历史问题”；二是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并深挖根源。具体过程是先进行自我批判，再由小组成员互批，如不能通过则反复进行，直到个人的自我批判最终获得通过。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每个人都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并深挖产生的根源，才能过关。学人们给自己冠上了自高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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