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是学术界重点清算的对象。胡适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界举足轻重，影响广泛。思想改造运动形成了1949年后批判胡适的第一次高潮，首当其冲的便是受胡适影响很大的史料考订派。在浩大的舆论攻势下，胡适的弟子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顾颉刚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顾颉刚在1950年写的自传中还表示了对胡适的感念之情。[6](第67页)但到了1951年，顾颉刚就只能表态说：“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3](第246-247页)他本人的弟子们则反省了与他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的关系。1952年《文史哲》3月号发表童书业《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顾颉刚进行批判。虽然童书业等人及时地转变了立场，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的反思仍然9次都未通过，经过组织“做工作”只好继续挖掘“根源”。[7](第187页)哲学史家冯友兰多次表达了积极向新政权靠拢的愿望，多次检讨交代，知情人都觉得彻底了，但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8](第206页)思想改造运动形成了从文化讨论、学术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模式，此后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梁漱溟直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批判运动的方式方法都是基本相同的，只是批判的对象、批判的程度不同而已。

20世纪50年代，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逐渐成为弥漫社会的整个的精神气候、舆论氛围。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经历了一番番的荡涤，原有的那种追求学术独立性、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统遭到一场又一场秋风扫落叶式的冲击，导致了他们人格和学统的双重失落。

二

在革命运动的“冶炼”和“洗礼”下，大多传统史家采取了认同新时代、努力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有的还积极参与了新意识形态的灌输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与新时代达成了契合。

陈垣是传统学人顺应潮流并获得新政权赏识的典型。1949年5月11日，时为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老友胡适的公开信。陈垣在信中第一次以赞同的口吻提到了历史唯物论，并驳斥了胡适的言论。1951年陈垣还以70多岁的高龄到四川参加土改。1952年12月，陈垣在致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中劝他“法高邮”不如“法韶山”，不要再效法乾嘉学者王念孙等人，泥古不化，而应学习毛泽东思想，投身新社会。[9](第623-624页)陈垣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在一次国宴上，毛泽东称陈垣是“国宝”[9](第598页)。1959年，将届80岁高龄的陈垣还被吸纳为中共党员。陈垣成为传统学人改造的模范。

    传统学人不仅在政治立场上努力转换角色，而且也在积极改变自己学术路数。《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杨向奎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历史工作者的体会》和童书业的《论对偶婚》。杨和童本来都是传统阵营“古史辨派”的中坚力量。现在由他们为主要班底组建的《文史哲》同时推出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社会发展史的文章，明确表达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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