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唯物史观派积极靠拢的态度。童书业还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的骨干教师。他的学生回忆说：“解放后首先遇到的是开新课的问题。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等都是当时教师们不熟悉的，世界古代史里要讲古代东方史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没有人教，丕绳(童书业字——引者注)教授一一把它承担起来。”[10](第334-335页)据说讲课的效果还很好，颇得学生欢迎。“在科研上，丕绳教授在解放前‘去伪存真’的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开始从缜密的考证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合理的解释。”[10](第335页)在这个基础上，童书业、杨向奎等人率先掀起或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大讨论。例如，1949年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就是由童书业发表在《文史哲》1951年第4期上的《论“亚细亚生产方法”》引爆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本是唯物史观派内部争论的一个课题，史料考订派原来对这种问题躲得远远的，现在却由这些传统学人率先揭开了新的讨论。后来，在包括著名的史学“五朵金花”在内的一系列大讨论中，史料考订派等传统学人也大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积极主动为构建新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当说，积极向新社会靠拢的传统学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他们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由衷的喜悦，对马列主义事实上的胜利感到钦佩，有主动了解、学习马列主义的愿望，马列主义确实也带来了他们原来闻所未闻的新思维、新观点，给他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启发。几位原来出身于史料考订派阵营的学人在若干年后的自传中也陈述了50年代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的艰难与收获。张维华说自己“初读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时，真是如读天书一般，……以后学习多了，明白的也多了，逐渐体会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确实是个广阔的途径，能使历史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11](第238页)傅振伦说：“解放以来，我所写的东西较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论著，觉得在质量上大不相同”;[12](第466页)等等。这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熔铸，唯物史观已经成为传统学人治学的理论依据。这些传统学人经受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学养精湛，又接受了新意识形态的洗礼，一时间创作欲望相当强烈。他们的积极参与为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大规模的学术讨论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那一时期在学术界能掀起那么多的、在当时看具有相当深度的讨论，与这些传统学人的素养密不可分。
尽管传统史家积极向唯物史观派靠拢，也试图涉足唯物史观派一贯关注的领域，但是由于模仿的过于急切，反倒使他们表现得有些东施效颦。郑鹤声是一名传统学人，他在1951年《文史哲》第1卷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文章中表示：“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他发表在《文史哲》创刊号上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是一篇以农民起义领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选题固然符合唯物史观派的口味，但由于思维的惯性，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还是传统的考据方式，结果“洪秀全有几根胡子”反倒成了学术界流传甚广甚久的一个笑柄，受尽了奚落。为了体现立场转变，许多传统学者还采取历史类比的办法来配合政治任务，用时髦的词汇解读历史，不料过犹不及，也遭到唯物史观派的批评。例如，传统学人张政娘在《历史教学》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颂汉代的铁官徒暴动是“无产阶级造反”，试图表明自己向“无产阶级”靠拢的立场，却成了翦伯赞抨击的非历史主义的典型例证之一。[13](第5-6页)1951年1月，罗尔纲在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有一段论李秀成用伪降计动机的话，说李秀成与曾国藩“一个是革命的英雄，一个是反革命的英雄”。不料被当时他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见了，认为罗尔纲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是反人民、反革命，弄得罗尔纲一度陷入窘境。[14](第55-56页)卖力却未必讨到嘉许，史料考订派学者落入了颇为尴尬的境地。
当然，传统学人们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中噤若寒蝉的普遍景象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固有倾向。在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界主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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