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传统学术路数的代表人物首推陈寅恪。他在学术界被改造的大潮流中未改初衷，在几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专注于史学研究。“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可惊叹。”[15](第166页)其中从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陈寅恪“先后完成及分别刊行的论文超过十万字”。[16](第148-157页)另一位著名的古史专家余嘉锡在退居于家、心情抑郁、生活状态颇差之际，仍然“奋力继续撰写《四库提要辨证》，几乎是以生命相搏，夙兴夜寐，不顾劳瘁”。[17](第667-668页)

    即便是大多数学人迫于外压不得不对自己原来治学路数进行反复检讨，但他们在骨子里的固有倾向却“本性难移”。1951年，顾颉刚在诚明文学院授“《尚书》研究”课之际以半年之力翻译了《尚书》中的最难读的周诰8篇。从1954年开始，顾颉刚先后主持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古籍的点校工作。尽管无法继续在“古史辨”的旗帜下工作，但顾还是尽力从事古籍的译注和点校，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3](第254-256页)其弟子童书业、杨向奎在批完古史辨派后又向乃师约稿。顾颉刚虽对他们批判自己心有不快，但也表示理解：“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是可以原谅者也。”[3](第247-248页)一语道破了童杨二人的心曲。

尤可注意者，史料派学者除了默然坚守阵地外，还在参加唯物史观派组织的史料整理、古籍校订工作的合法旗号下焕发着工作热情。在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传统学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聂崇岐主持相关资料的编辑工作，资料编辑室总共才五六人，主要是原在燕大工作过的学人，“他们平均每年编辑并翻译出版上百万字的资料，成为近代史所人数最少成绩最大的编辑室”。[18](第1004页)齐思和与林树惠、寿纪瑜等合作从事鸦片战争时期大量史料的编辑工作，工作任务辛苦，但“全书工作进展迅速”[19](第1258页)，成绩很大。由之，尽管《丛刊》是由唯物史观派牵头编辑的，然而它只提供资料，不作分析论断的编辑方针和编选者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表明，这套丛刊虽然从选题上打有强烈的唯物史观派烙印，但其编辑风格却基本上沿袭了史料考订派的治学路数。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大型资料书的出版，可以说，既承当年《食货》的传统，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20](第31页)在丛书编辑过程中，史料考订派与唯物史观派密切了关系，为自己的工作创造了合法环境，为此后继续联手从事大规模的史料辑编提供了条件。后来在吴晗主持下，两大学派还戮力合作进行了校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他们合编的许多史料丛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案头必备。

三

    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看，史料考订派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衰落，与其内在缺陷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古典史学终结，新史学思潮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生成并取得重大成绩，但是内中的缺失又限制了研究的深化。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中理论的缺位，史学研究中现实感的缺乏和史学理论的局限。史料考订派重视对具体史实的考订，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过于重视微观层面的研究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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