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报告》中，受访者几乎全都指出钟人杰是自首的，是被害怕他进京的差役杀害的，还有个别人说是被地方官杀害的。他们认为，“钟人杰是有理的，他不是告皇帝，因此皇帝不一定会杀他”。还有的人坚信“如果把钟九带到京城就不会杀死，还要当大官，原因是钟九反贪官不反皇帝”[2](1975年10月29日)关于钟人杰被害的具体原因则有两个故事，一是地方官为引起朝廷重视，称钟人杰“身有丈二长，头有笆箩大，两耳平肩，两手过膝”[2](1975年10月26日)，生具异相，为了避免皇帝看到他本人后识破这个谎言，就将他谋害了。二是钟人杰被捕后被关在囚笼里面，但他毫不在意，仍然安心看书。押送他的衙役问他看的什么书，被抓住了怕不怕。他回答书名叫作《官官相励》，并且说自己不要紧。衙役看他是这样的情形，且武艺过人，恐怕解到北京后，朝廷不会杀他，自己反而要吃亏，因此就在途中把他杀了，回报说是病死的[2]（1975年10月29日)。受访者对钟人杰遇害的地点亦非常肯定，是在洪下七里沿河，因为“过去从崇阳到北京、武昌，只有一条路，必经七里沿河(现在的桂花水库)”[2]（1975年10月29日)。

    然而据《崇阳冤狱始末记》记载，在起义的后期，钟人杰派陈宝铭攻打汀泗桥失败，崇阳县中“有亡命丁钜华父子五人，暗布敢死之众数十人，于县堂争缚钟逆，陈见而奔于仪门下，扭获交与在城绅士”。“绅士等先发飞马赴营报获，旋解逆缚进以酒食，陈说利害，并指其众心解散，钱粮无措情形，诱其自绑投诚，阖邑绅士为之具保，逆等声诺不疑，于十九日轿抬钟、陈二逆投营”，不久，“湖南防堵之官越赴通城，将汪敦族擒到”，“钟、陈、汪三逆解京廷讯，五月初四日弃市凌迟”。

    《清实录》中的记载与《崇阳冤狱始末记》相同，清军大兵压境，全面控制形势之后，“该邑绅士乘机诱令首逆出城，经官兵义勇赶至合围，立即将首犯钟人杰及要犯陈宝铭、汪敦族一并生擒”。皇帝谕旨“所有现获之首要各犯钟人杰等著遴派妥委员会押解来京”[7]（卷336）。“(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丙午，湖北崇阳县逆犯钟人杰、陈宝铭、汪敦族伏诛”[7]（卷371）。

    关于钟人杰的身后之事。受访者中很多人提到崇阳有纪念钟人杰的碑，有人说，“钟九的碑在现在金竹爆(应为堡字——笔者)下边二里，去水库的路上，水大把路淹了，碑上已长了青苔。碑有两米长、两米宽，是块整石”。该受访者1944年路过时听老人说，“那里是钟人杰死的地方，立个碑是纪念他的”[2](1975年1O月28日）。又有人说，钟人杰被押往京城的路上在七里沿河稍作停留，他从囚笼里伸出手来，在石碑上写了一首诗[2]（1975年10月28日)。此外，还有人说，“钟九有纪念碑，在大桥公社，红光大队六队挖起来，碑上的诗是钟九写的，现在文化馆”[2]（1975年11月3日)。

    从文献的记录来看，闹漕过程中有过多次立碑的举动，《崇阳冤狱始末记》中提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灯节，钟人杰等率众拆打粮房之后，“周制军断案，自书告示勒官钤判刻石城乡”。起义失败后，“大兵在境将城乡碑石击毁净尽”，而金太和族人“围城，挟金公(金云门在起义被镇压后再次任崇阳知县——笔者注)按块补竖，允承乃退”。看起来似乎钟人杰等人在多处立过碑，想来是为了将漕规公布于众。《调查报告》中提到三块碑，据华中师范学院的学员实地考察全部都是官府所立，时间是咸丰七年(1857年)，“石碑是干石灰石凿成，块宽2．5尺，左右高5尺。据传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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