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九闹漕”事件对崇阳的影响是深刻的，当地人口耳相传至今，绝大部分都能够讲述其过程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故事。而对于它的流传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起义之后出现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钟九闹漕》，目前已经整理出版②。所谓“长篇叙事诗”是现代文学概念，实际上它是五句为一段落的七言山歌③，作者据说是一个叫做陈瑞兆的铁匠，也有人说是曾经看管过金太和的人。

    如果将长诗与文献资料相对比就可以看到，长诗不仅完整地层现了一次农民起义从酝酿发动到遭受失败的全过程④，而且是真正的纪实文学，诗中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和人物的记载有极高的可信度。此外，它的草根性还让我们看到了在老百姓眼中这次事件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又与我们眼中的农民起义有着多么不同的逻辑。

    虽然长诗的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是一部口头文学作品，因此，如何处理它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此外，长诗丰富的内容也是以往关于农民起义的理论所不能包容的。当笔者接触并逐渐了解历史人类学之后，认识到新的史观、新的理论与方法能够赋予历史研究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解释力，因此，按照历史人类学的要求对“钟九闹漕”事件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重新解读。笔者查阅了各种相关地方文献，并到崇阳去做田野调查。尤为宝贵的是，笔者在当地找到了1975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74级工农兵学员围绕长诗在崇阳所作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的背景是“开门办学”运动，学员们做了大量访谈。虽然调查的出发点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体现出强大的话语霸权⑤，但老百姓的声音仍然倔强地保留在报告的字里行间。

华中师范学院的调查报告(以下称《调查报告》)与笔者的田野考察使得长诗不再只是一个孤立的文学作品，而是显示出与其他资料的内在关系，其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更加明确。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传统文献以外的资料不仅大大丰富了“钟九闹漕”的研究内容，而且它们与文献的相互观照也指向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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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笔者疑心，“再生”为该家丁劫后余生的纪念，而非原名。

    ②已出版的《钟九闹漕》有两个版本，一是1957年版，一是1998年版，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均指1998年版，原因见下文。

    ③解放前有很多大同小异的唱本，但笔者尚未找到实物。

    ④长诗在事件的起因和前期发展方面提供了具体细致的资料，而这恰好是文献所无法做到的，笔者在前文中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已经参考了长诗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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