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势力的矛盾，也有地主阶级腐朽势力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纷争。《钟九闹漕》唱本反映的钟九、陈宝铭、汪敦族等人和衙门王大、余五、蔡绍勋的斗争，其性质和内容都属于后者，即地主阶级腐朽势力内部的派别纷争。他们都同属地主阶级的‘仗义疏财’，同样不择手段地追求升官发财。衙门是靠收管钱粮从中捞到油水，钟九等人是百般嫉妒衙门不服气， 靠打官司缓和矛盾”[2](《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段话阶级斗争的味道十足，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仍具有启发性，那就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内在联系不应割裂。在史学研究日益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者通常用社会学方法，也就是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各种人物及其作用。这里就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它的分化程度较低，结构是简单的，功能却是复杂的，人们的角色与行为也是多面的，那些综合在一起的因素，不但无法分离，有时甚至难以分清主次。以“钟九闹漕”事件中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健讼为例，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大多集中于法律观念、法律行为以及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上面。但是，传统社会的法与今天的法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传统社会中法的存在形式和功能与今天也不能完全等同，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情境中，这样才能了解中国传统法的样式与发展脉络。近年来，法律史的学者大多已经不再限于研究纯粹的法典，而是将大量的判牍和诉讼档案纳入研究视角，但是，这些资料仍然是文献，无论数量多么庞大，内容多么丰富，也仍然是单调的，在研究范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它们有可能反而强化学者们早已经设定的对法的理解，使研究进入一种相对自足的循环当中。在这一点上，历史人类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特别是当我们将文献资料置于田野调查的背景下时，可以使专题研究回到整体史的框架中去，从而在丰富的经验事实中体会历史的真正脉络。
四、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
如果说“钟九闹漕”的口述资料和文献对于这次事件过程的记录保持着惊人一致的话，那么，它们对主人公结局的记录则出现了严重分歧。其实，同时进行文献和口述资料搜集工作的历史学者大多会遇到二者不相符合的情况，通常的做法是将它们互相参校，辨别真伪①。但是，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下，这种差异自有其意义，它导向了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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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定宜庄研究员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做口述时会不断地将受访者的讲述与文献对照。一个事件文献上是怎么记载的．受访者又是怎么说的，如果二者出现差异，我会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是文献的错，还是受访者的错。”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的典型做法。见《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光明网2002年7月18日。
关于钟人杰之死，长诗中的说法是钟人杰等向官府自首，希望朝廷明了他们并无谋反意图，但最终被心怀鬼胎的官吏杀死。“钟九敦族陈宝铭，三人计议一条心，我等起义为百姓，好汉做事好汉承，免得百姓受苦刑。又送书信走如飞，拜上合县老绅耆，我等杀官为百姓，三人自愿穿囚衣，力保一县无忧危。”“钟九领头往前行，昂首阔步进官营，三人同见刘提举，一张状词往上呈，万望大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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