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例如问题的设计实际上强迫受访者将各种人物做成分上的划分，又如调查的目的在于批判长诗中所宣扬的“投降主义”。域社会成为与国家制度相隔绝，不受外部影响的非现实单元。事实上，除非是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否则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区域社会。从“钟九闹漕”资料可以看到，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文献以外的资料以自下而上的角度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二、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

    一些学者对历史人类学心怀忧虑，担心它所强调的“地方知识”、“地方感”会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社会成为与国家制度相隔绝，不受外部影响的非现实单元。事实上，除非是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否则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区域社会。从“钟九闹漕”资料可以看到，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文献以外的资料以自下而上的角度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其一，国家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表现。在长诗中，崇阳漕粮征收情况是这样的，“提起国课好伤心，官吏依势压乡民，饷逢毫厘一分算，米上几合要一升，算盘珠子打死人”；“粮房柜上一窝蜂，全靠花户米来供，踢斛摇斗乱行抢，三盘样米太不公，羊入虎口痛难忍”；“世间狠毒是粮房，串成一党恶难当，欺天灭地多诡计，一把升子七寸方，斗米把作七升量”。

    《调查报告》则对长诗中我们缺乏感性认识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解释。如“踢斛摇斗”，受访者说“那时，量米还用斗，衙役用脚踢斗，这样，米就要多收一些”[2](1975年11月2日)；“(衙役)还要用脚踢斗斛，搁一下，泼一点，一石米得要一石多”[2](1975年11月3日)“三盘样米”，指“衙役将交的米分为三层，上层归衙役，下层归花户，中间就完粮”[2](1975年10月26日)；“花户完粮时，衙役要拿一斗米做样米，看合格不合格，这个样米就归衙役自己”[2](1975年10月28日)。长诗中所没有提到一些情况，《调查报告》亦有反映，如多位受访者提到当时粮房收粮用“皮斗”，这是因为“皮斗有伸缩性”，“当时衙门收米用斛桶，一担四桶，桶底是胶皮的，收米时一提往下坠，一担米只剩六斗了”[2](1975年10月28日)。某位受访者讲到用皮斗收粮时，“上面堆起来，上下各有一个包”，很不容易想象，而另一位则解释得很清楚，“当时用斛收米，那种斛上面是木的，下面是皮的，立着倒米时，倒的堆满了，撒在地上的米归衙门不说，那斛一提起来，又浅了一截，又得倒满，所以挑一担米只完的一箩多”[2](1975年11月2日)。

    在《赋役全书》这类官方规定中，我们无法找到崇阳县征收漕粮的实际数字，而在崇阳人脑子里，这个数字是非常明确的。在闹漕之前，包括各种浮收在内的总额是两万多石，因为长诗中写道，“崇阳册载几千米，一年收纳两万多”。当钟人杰等人第一次带领花户拆打粮房后，官府实行了新章程，于是“大小花户完得清，实在只有七千零”。有趣的是，《调查报告》中的受访者据此推理说，“崇阳全县应上缴7000多担，而粮房要收20000多担”[2](1975年10月30日)。

其二，百姓对官府情况的熟悉程度。长诗中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