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社会人们的角色与行为

    在“钟九闹漕”资料中，对于钟人杰等起义领袖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按照官方文献，钟人杰等人是健讼之徒，平日惯于包揽漕讼，在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就聚众反叛，连钟人杰等人在京受审的笔录都加工为这种说法③。魏源与殷再生虽然揭露了漕运制度的衰落和差役的劣迹，但同样将钟人杰等人视为叛逆。与此相反，长诗将钟人杰等人看作为民请命的英雄，给予热情的颂扬。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以往的方法是做同质化处理，以便得出一个客观的认识；而所谓客观的认识，又往往是置于革命史脉络中的。从《调查报告》的内容来看，在老百姓眼中，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对于钟人杰等人的看法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的主观与客观、好与坏的二元对立模式。也正因为如此，通过体会他们的感受，我们可以建立起对于传统社会的更符合实际的认识。

    关于钟人杰，受访者说，他从小上学，读书八年，做过生意，开过糟坊做过酒，开过豆腐坊[2](1975年10月31日)。他很善于对付官府，“钟九考秀才时，同崇阳上乡一个姓代的一起考。这姓代的家庭情况很好，在考前送了三百串钱给知县，企图买通。钟九后来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把自己的文章和姓代的文章一起拿去给知县。知县看后，在钟九的文章上盖了印，后来发现又后悔，因为印没有盖在姓代的文章上，最后两人都没录取”[2](1975年10月28日)。他家境不富裕，曾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以抒胸臆：“东倒西歪几间屋，千锤百炼一个人。”[2](1975年10月28日)“钟九曾在崇阳县城西门外的煤冲教过书，煤冲这个地方产煤，但是由绅士把持，不准百姓去挖。钟九对这事十分不乎，他就为老百姓写了一份状词，告了把持煤场的绅士。事后告贏，别人还送田十亩给钟九。但不久翻案，钟九被官府革去他一切功名。钟九被革后，将钟人杰的名字改为钟世雄，以后又考取功名。”[2](1975年11月3日)

关于蔡德章，受访者说，他小时候读过两年书，家无田地，有房屋一间。长大后专替别人打官司，因为识字不多，被群众称为瞎子朝司。钟人杰到他家约他闹漕，他问到底为名为利?为名才去，为利就不去。钟人杰说是为名，他说“为名我就去”④。起义失败后，他跑到蒲圻，在一个地主庄上种地，时间长了，官兵知道了，就把他抓住；又一说是他在一个地主家放鸭子，和别人发生争执，事闹大了被官府发现将他抓住。官府判他充军，问他愿意到哪里，他说只有崇阳不去，因为那里造反。这是反话，官府中计了，于是他被送回来，最后病死在崇阳[2](1975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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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中的一段记载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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