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户口通常被视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赋役征发的主要依据。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古代的各种经济数据（包括户口）可信度很低，只能表达大概的趋势。基于这种情况，本表主要根据《临汀志》再参考其他资料制成上表。拟对汀州人口作二项比较分析，一是对有确切年份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据今人研究，《寰宇记》撰于雍熙、端拱之际（984～989），所用资料乃太平兴国（977～984）后期○19，姑取五年（980）立说。比较的内容主要是户数年均递增的环比，大致是一个中时段的比较，约与两宋立国的320年间相始终。⑴980～1078年，年均增长（下同）24.4‰；⑵1078～1164年，13.3‰；⑶1164～1197年，7.6‰○20；⑷1197～1258年，0.4‰。如以前二项的平均数为北宋年均增长率（实际应更高），后二项为南宋的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18.9‰和4‰。事实上，北宋的年均增长率可能超过20‰，两宋时期（980～1258）的平均年户数增长率为11.4‰，远远超过福建路和全国的增长幅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汀州的情况较特殊，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始置汀州，仅移民逃户3000余，唐时不过5000余户，宋初约20000余户，即人口基数相对较低，这是增长率高的客观条件。北宋的高增长率显示，社会生产力发展较快，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但由于其交通条件极差，在南宋初和宋元易代之际的移民浪潮中，人口没有太多的增加。又因为南宋百姓赋役负担远较北宋苛重，汀州处三省交界的山区，是所谓“盐寇”的经常出没之地。如绍定年间，晏梦彪攻破州县，导致“饥馑流亡”，户口“几近减半”（《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直到宝祐末才恢复到庆元中的水平。正是这几方面的原因，导致南宋汀州人口增长率急剧降低。但即使如此，南宋末，仍分别为元、明中叶的5.4倍和5.2倍。仍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古人不懂的是：人口是一把双刃剑，人口增长过快，消费需求同步剧增，必然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汀州在福建八州军中，人口密度较低，在北宋中期为4.5户/平方公里，居福建路末位；在南宋后期为12，仅次于漳州○21。
关于汀州人口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临汀志》不仅分别记载了主客户，主客丁；坊市户和乡村户数，还特别注明各项中的成丁和不成丁的人数，其不成丁中则包括老小、单丁、残疾三项。值得深思和玩味的是中或半丁未提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拟另文探讨。但这足以证明：成丁和不成丁两项之和，才是男口；即上表“户均口数”一栏即为男口，加上约略相同的女口，即为户均口数。即以南宋末的最高数据也仅户均5口左右。这方面汀州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唐代户均口数就已低得不合情理，这可能开元中唐循忠诱逃户来置州时，户均口数就较少，尤其是女口较少，是导致男口户均数只约略与其他地区丁口数持平的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为：汀州是全国生子不举陋习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且屡禁不止。乃至汀州各县遍设举子仓，以鼓励生育。采取这样的措施，全国也罕见。
《临汀志》还独家披露了南宋后期基层户口登记、勘验制度，尤足珍贵。据胡太初奏云：“令沿门点定人户丁口，以籍申上。”在其所草《请诸乡隅总规式帖》中又云：“止要沿门点定户口人丁，置簿抄上。各三本：一申州，一申县，一付隅总。”这二道公文均胡太初为倡导立保伍法而上奏及下达，实即本王安石保甲法的遗存。其法：以五家为一甲，五甲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五〔大〕保以上为一都，合诸都为一乡或一团，各有长，乡团之长即为隅总。则一都约在600户以上。根据各县乡的多少，可以约略推知该县的乡村户数。这种保甲制度直到1949年才寿终正寝，自王安石倡导始，风行了近千年。当然，要推究其起源，就更早得多。这是就其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被广泛推行而言。
这里的“人户丁口”，与“户口人丁”是意义完全相同，可以置换的同一词语。这意味着：宋代基层的户口登记制度中必备的两大要素是户与丁，胡太初的这二道公文无意中为宋代户口统计制度中的“丁口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州郡正是根据这种来自基层的簿历，汇总编制出各种簿册上报路监司及户部。无疑基层统计数据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故须上门点对，但执行中往往大为走样。《临汀志·户口》篇幅无多，却提供了如此丰富而重要的信息。
其二，仓场库务：调节地方财政收支，发挥救荒赈济功能  汀州为福建路上四州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南宋以来，更是“经界未行而赋役偏，舟车不通而商贾窒。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士游民；妇不以蚕丝自工，惟事乎治麻缉苧。”○22在这种环境下，仓场务库除上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