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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的厘定，实曾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兄弟父侄祖孙的煞费苦心，精心编纂，逐步统一口径，并与当时的修史大臣形成了默契。决非一人一时之心血来潮，更不是元儒编撰《宋史》时的率意所为。
四，“保州说”辨析
至于《宋人轶事汇编》引证周煇（1127－1199年以后）所记“国家上世陵寝，皆在保州保塞县”云云，今本《清波杂志》不存。按周煇虽曾于淳熙丙申（1176年）出使金国，但此文并未说明系他亲谒亲见，是一疑焉。又王曾（978—1038）为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壬寅科状元，景德初知制诰，为真、仁宗两朝名相之一，著有《九域志》三卷、《契丹志》一卷。他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曾经使辽，他在《上契丹事》中所言：
“自雄州白沟桥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26
照说这则记叙更加接近宋真宗访迁“清苑二墓”的时间，却只字未及保州为“祖陵”所在。四库著录之曹勋《北狩见闻录》是记录他随从被俘徽、钦二帝“北狩”经历的实录，可惜只记录到真州，亦未提及保州。事实上，宣和五年四月在王黻、童贯、蔡攸以贿买方式，从金兵手中“恢复”幽燕后，一度志满意得。权燕山府帅詹度曾作《平燕诗》送别童贯，诗言：
“长亭春色送英雄，满目江山映日红。剑戟夜摇杨柳月，旗旌晓拂杏花风。行将一决平戎策，到后须成济世功。为报燕山诸将吏，太平取在笑谈中。”27
诗还算得中规中矩，但大言矫情，肉麻歌功，也算“吹牛诗赋”的别格，尤其是在“靖康耻”历史大背景的映衬之下，显得格外荒诞。至宣和六年“金人渝盟”南下攻宋，在宋人据有蓟、涿的一年多时间里，也没有宋徽宗在保州祭陵访祖之记载。周煇即或有此慨叹，也是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之类的希冀，钱锺书对此曾有精辟分析，28可以参看。
论者又引吴处厚所言“赵氏世为保州人”云云以证其实。其实关于吴著《青箱杂记》的价值，四库全书馆臣所撰提要曾下过这样一个断语：
“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吴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怒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29
对其人品学问，已然贬斥殆尽。就连吴处厚建言并亲自寻到，并蒙宋神宗敕旨建祠立庙，列入国家奉祀绛州的公孙杵臼、程婴“存赵”遗迹，也受到南宋学者洪迈（1123-1202年）的无情诘难。《容斋随笔》卷第十言：
“自晋景公至元丰，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圣帝、明主之墓尚不可考，区区二士，其复有兆域在乎？绛郡以朝命所访，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30
事实上，当年“救孤存赵”之地究在何地，至今犹存争议。有论者介绍说，当时晋国都城虽在今晋南侯马、曲沃一带，晋景公三年（前597年）程婴在屠岸贾追杀之中逃到近千华里以外的仇犹之地（今盂县）。31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后，今天的晋东北盂县、定襄一带成为赵国控制的核心地域，祖宗祭祀又是商周以后最重要的大事，故盂县藏山祭祀程婴与赵武，至少不应晚于武灵王登位（公元前325年）前后。约与洪迈质疑的同时，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做过盂县县令的智楫，曾为藏山撰写过《神泉里藏山庙记》碑文，其中提及当时的赵氏于藏山“岁岁血祭，远近归祷”的情况。至今盂县还保存九座祭祀赵武（即“赵氏孤儿”）的庙宇。32
请注意洪迈“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一句，未必不是当年奉宋真宗诏寻访祖墓官员的心态。有细心者还据《宋史·宰辅表》查出咸平年间宰相有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向敏中，景德年间又有毕士安、寇准，甚至迳以“寇准等人”的语式立论。但四库全书犹存范雍编订的寇准文集《忠愍集》，包括时代相同而未任相职的重臣王禹偁《小畜集》、赵湘《南阳集》、杨亿《武夷新集》等，何尝发现类似建言？“宰相舆夫，众口一词”的盛况，如果不是过眼烟云，就是大臣们明知天命难违，自己偷偷删去了。
至于明万历时代的《畿辅通志》以及《保定府志》、《清苑县志》等关于“保州说”的种种记载，以其时代睽隔，不谈也罢。倒是蒙元初年张柔开府建牙，辟清苑县城以为顺天府时，郝经著于宪宗八年（1258年）的《顺天府孔子新庙碑》尝言：
"顺天，故清苑县，置于隋、唐间，为鄚州属邑。宋初置保塞军，以其赵氏之故家在焉，故县比丰、沛，升为州，曰'保'。"33
1278年南宋灭亡后，文天祥在押解大都途中所写《指南后录》，亦有《保、涿州三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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