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寺，为唐陵附属建筑，今陵、碑皆为河北省重点保护文物。这也是可供北宋追摹的可循之例。再如宋后政权，明代朱元璋以安徽凤阳为父陵，江苏盱眙为祖陵。清代“关外三陵”依次为建于抚顺新宾县的永陵（努尔哈赤的远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等皇室祖先，即追封的肇、兴、景、显四帝）、沈阳的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也没有迁葬一处。但都经过大肆修葺，陵制自有规格，绝非“一品墓”所可比拟。
从这两个文书上看，赵恒本人因《太祖实录》所言，与群臣访察所得不能合榫，故尔一再犹疑。照说如果哭的不是血胤祖坟，而是乱葬岗子，就在老百姓家里也不是个体面事儿，何况皇室先陵奉祭真伪问题，攸关朝廷尊严，即赵恒所谓“奉先之事，垂世大猷”呢？再说赵氏先茔何在，只有皇室知道得最清楚，既然《太祖实录》所载非是，所以作为赵匡胤侄儿的宋真宗，才对从清苑迎奉两座“祖坟”的认定慎之又慎。
应该指出，《实录》并非如某些论者理解的那样，是由皇帝本人“口述”而成，而是由朝廷指派大臣按照一定的格式所修。《宋会要·职官志》一八之七五言：“赵普：太祖乾德二年正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是为宋朝修史之始。司马光在一则记载中又指出：“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于扬州，复知制诰，修《太宗实录》。”4另一则记载则说，景德四年宋真宗“入四库阅视图籍，谓宰臣等曰：‘著书难事，议者称先朝《实录》，尚有漏略。’（杨）亿进曰：‘史臣纪事，诚合详备，臣预修《太宗实录》，凡事有依据，可载简册者，方得记录。’上然之。”5看来赵恒对《太祖实录》之“漏略”尚有憾焉，唯“漏略”是否有关祖先墓葬事，不得而知。
赵恒作的傻事不止一宗。但执拗的宋真宗所以会与执拗的臣下达成妥协，只有一个他们都必须尊奉的原因：礼制。详下文。
二，北宋制礼与真宗托祖
宋代立国，继承了后周“包举天下，混一宇内”，以致太平的大志，和“先南后北”，渐次统一的方略，从而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王朝短暂的局面。唐祚沦亡虽不久远，但晚唐的混乱已经导致了新一轮的“礼崩乐坏”。宋代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仍然需由制礼入手。故《宋史》志第五十一《礼一·吉礼一》开首即言：
“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此卷缕述了宋代制礼的曲折经过，可供参考。按照西周“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文化设计，本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之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6 也就是说天子袷禘，需要追封六代血胤先祖。祖庙在数量上所以有所差别，原因之一是等级使然，原因之二便是《尚书·咸有一德》所言“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意味着身为天子，必定是祖上血胤分明，德泽久远，故尔天命有归。但后世朝廷改姓易代，往往起于乱世之中，以庶民之身君临天下，难以追溯久远，故在汉初就已作出变通。如后晋天福二年议宗庙之制，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议就曾以刘邦为例，认为“（汉）高祖父太上皇执嘉无社稷功，不立庙号，高帝自为高祖。”“周武虽祀七世，追为王号者，但四世而已。故自东汉以来，有国之初，多崇四庙，从周制也。况商因夏礼，汉习秦仪，无劳博访之文，宜约已成之制。请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7他给宋太祖提出的也是类似建议。所以宋朝立国，迳以四庙为追崇祖先之制，这样就必须上溯四代血胤先祖，这就是宋廷奉祀僖、顺、翼、宣四祖的原由。8
五代诸帝“你方唱罢我登场”，“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但都把宗庙祖陵的事情放到开国典仪的重要项目加以研讨，诸般议论可参《旧五代史·志四·礼志上》。宋初立国，赵匡胤、赵光义哥俩儿应当也不例外。《宋朝事实》虽也列明宋太祖登基之建隆元年（960年）就曾追尊三世祖以皇帝称号。但是为何又出现了“自国初加上四祖陵名，钦陵、康陵、定陵，并幽州。安陵旧在京城东南隅，及改卜葬安陵后，三陵尚未修奉”9的情况呢？敬请读者留意，此处“并幽州”三字至为关键，只是“幽州”早已为后晋石敬塘割让给契丹了，10无法寻访，正所谓“虽鞭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