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闻状》15行说：“沿淮 探报并各平安”说明此时金朝在沿淮一带还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宋金两国都还处在备战阶段。但从《申闻状》钟南宋政府在江淮一带频繁的人员往来可以看出，宋金两国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隆兴元年四月下旬，南宋政府已经基本完成备战，于是首先发难进攻虹县纥灵壁。大将李显忠率领军队与驻守灵壁的萧琦进行 战，很快就将萧琦击败，收复了灵壁。但进攻虹县的邵宏渊似乎并不那么顺利，他的军队遭到金朝守军的顽强抵抗，在这种情形下，李显忠“遣灵壁降卒开谕祸福，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徙穆皆出降。”[xxi]由于李显忠在收复灵壁、虹县中立有奇功，诏宏渊耻功不自己出，由是二将益不相能，为以后南宋军队的失利埋下了祸根。随后李显忠、邵宏渊二将乘胜一举攻破宿州城。宋军克复宿州，中原震动。宋孝宗手诏劳之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xxii]可以说，在战争初期，南宋军队的军事进攻十分顺利。金帅孛撒自南京率步骑十万来攻宿州，孛显忠与其战数十合，将孛撒击退。李显忠要求邵宏渊与其并力夹击，但邵宏渊记恨前嫌，按兵不动。李显忠独与所部力战百余合，斩首虏五千余人。邵宏渊在此时理想产生动摇，造成士兵毫无斗志，很多统制官竟然连夜遁逃。邵宏渊的隔岸观火与南宋朝廷的援军不至，使李显忠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宿州失守后，金国主帅纥石烈志宁急忙从睢阳抽调精兵万人，直趋宿州。“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志宁将至宿州，乃令从军尽执旗帜，驻州西为疑兵，三猛安兵驻州南。志宁自以大军，驻州东南， 其归路。”[xxiii]李显忠中了志宁的疑兵之计，被金军击败。此时，又有叛徒常吉到金军告密，使金军尽得城中虚实。在次日的大战中，李显忠复大败，“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争城门而入，门填塞，人人相阻，遂缘城而上，我（金）军自濠外射之，往往坠死于隍间，杀骑士万五千，步卒三万人。”[xxiv]宿州城又被金军占领。由于战场主要在宿州符离，这场战役史称“符离之战”。通过这场战役，金军大规模地消灭了南宋军队的有生力量，使南宋再没有实力组织有效的军事进攻，从而转入战略防御阶段。都督张浚“乃以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邮、巢县两城为大势，修滁州关山以扼敌冲，聚水军淮阴、马军寿春，大 两淮守备。”[xxv]
符离之战后，南宋朝廷内的主和派开始活跃起来。汤思退等人在南宋朝廷内部对张浚展开严厉的批评。迫于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南宋朝廷不得不与金朝议和。这就直接导致隆兴和议的产生。赵翼在评价宋孝宗北伐时说：“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錡，老病垂死，吴璘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故天意，所以分南北也。”[xxvi]赵翼将宋孝宗北伐失利的原因归结为“有君相而无将帅”，有一定道理，李显忠、邵虹渊的军事才能固不可与韩世忠、岳飞相提并论，但纵观符离之战的全过程，李显忠作战还是很应用的。南宋的军事失利主要在于将领不协。说孝宗与张浚为贤君良相，也只能是相对而言，与高宗朝君臣相比，南宋君臣则相差远矣。作为政治家不光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更重要的是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抗金时机还不成熟时，贸然发动北伐，不可谓不是一场冒险活动。张浚作为一介书生，都督江淮，未见其在战争中有多大的战略指挥作用。当符离之战失利的时候，“浚时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已而复退维扬。窘懼无策，遂解所佩鱼，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止之，以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xxvii]这样一位战前不知筹划，战后只知求和的军事首脑，很难想象会在战场上有所作为。南宋符离之战的失利，与其说是天意造成南北分隔，毋宁说是南北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时历史的选择。
[i] 李伟国：《绍兴末隆兴初舒州酒务公文研究（之一）》，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第12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ii] 《宋会要辑稿·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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