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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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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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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扩大有关。太祖时，宫人不满300。徽宗破纪录，宫中佳丽“以万计”。（6）宦官数量激增是其权势膨胀的基础。
其二、升迁受限。洪迈《容斋四笔》卷十六《寄资官》称：“在法，内侍转至东头供奉官则止”。“不许寄资，当迁育则转归吏部”。宦官任职于宫中，升迁至一定品阶，必须转归吏部，除授宫外差遣，或致仕即退休。换而言之，资深宦官不得供职宫中。这项规定在北宋中期，间或遭到破坏。某些宦官不愿调离，仍然按其年资升迁，称“寄资”或“暗转”。寄资官“只许暗理资级”，（7）不得增加俸禄。徽宗时期，有关规定完全废弃。史称：“凡寄资一切转行，祖宗之法荡然无余矣。”（8）岂止寄资直转正官，当时还出现了北宋第一个宦官节度使。北宋前期，宦官虽有因功授官的特例，但不过观察使而已。直至真宗以后，也不过节度观察留后即承宣使。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徽宗破例授予童贯节度使。继童贯之后，杨戬、梁师成、谭稹、李珏、梁方平等十余名宦官纷纷官居此职。宦官节度使竞如此之多，这在两宋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其三、不得交结外朝。宦官“不宜便外官与之交结”（9），是宋代防止宦官专权的一条重要原则。按照法令，两者如若相互往来，宦官如若会见宾客，将受到惩处。然而徽宗时期，宦官交结外朝已经成为风气。童贯与蔡京一度相互抬举，梁师成与王黼始终沆瀣一气，蔡攸与童贯、梁师成，黄经臣与郑居中、卢航表里为奸，即是其显例。当时，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宦官之门，“相习成风，皆以附内诗为荣”。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无不其门如市，他们“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故政和、宣和间，所除宰执，尽出其门。”（10）
其四、不领外局。太祖时，宦官“未尝令预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11）当时人指出：“内侍领外局，非祖宗之制。”（12）如果说杨戬、李彦相继提举西城所，兰从熙等人负责营造宫殿、苑圃，或许尚属宫廷中事，那么李彀提举京城，谭稹、梁方平长期率领重兵在外，则属于领外局。如果说从前宦官出任走马承受，只是作为皇帝的耳目，仅派往边关要塞，或许尚属差出只干一事，那么这时不仅差派范围扩大，而且“实专其事”，则属于领外局。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记载，“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内侍官为承受，实专其事，长贰皆取决焉。”梁师成在任秘书省承受即廉访使期间，竟公然“坐于长贰之上”。童贯更是先后出任陕西、两浙、河北宣抚使，统率重兵西征、南征和北征，并领枢密院事，全面总管军政，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有“媪相”之称。他还突破了北宋分割军权的旧规：“枢密院事掌兵籍虎符，三衙管军，诸路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李纲指出：“自童贯以领枢密院事为宣抚使，既主兵权，又掌兵籍虎符，始坏祖宗之法。”（13）
其五、不典机密。“貂当不以典机密”，被宋人称颂为“祖宗良法”。（14）梁师成首先突破这一“良法”，他不仅“所领职局至数十百”，而且“御书号令皆出其手”，“遂行宰相事”，被人们称为“隐相”。（15）黄经臣“每云诏令皆出其手，言上将用某人，举其事，已而诏下，悉如其言。”（16）照此看来，当时典机密的宦官不止梁师成一人。宦官不得典兵权的原则在太宗至迟在神宗时期已被突破，而宦官典机密始于徽宗时期。这是北宋晚期宦官权势显赫的主要标志。如果说两宋时代大体无内朝，那么徽宗时期则属例外，以宦官干政为特色的内朝业已形成。
三、外朝：三公领三省
就外朝来说，对于徽宗时期宰相的权力不能低估。当时人所说“宰相充位”云云，言过其实。其时并非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六贼之中的宦官与非宦官虽有矛盾，但以表里为好为主。从总体上说，两者的权力同时膨胀，大致相等。蔡京名列六贼之首，是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人们“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17）宣和年间，王黼的权势与蔡京近似。他“专权稔恶，中外畏之，无敢言者。”（18）北宋晚期出现权相，固然与蔡京乃至王黼善于玩弄献媚皇上、勾结宦官、网罗党羽等卑劣手段有关，但关键在于某些限制相权的旧现被废弃，并形成了若干促成相权膨胀的新制。以下五项，即是其例。
其一、独相。宋人徐度称：‘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19）此外，也有三正一副、三正无副等多种情况。宰相不是一人，而是一个集体，以便相互制约，避免独断专行。然而这项规定弹性较大，不时因故出现独相现象。北宋时代独相凡16人，其中徽宗时期即达5人之多。其中3人独相时间极短，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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