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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秩序：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县的土客仇杀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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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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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店一字互异，致箩夫毁碑讼，经巡抚批司议覆行内、行店同系贸易经营，原无二致，部议与县示虽有一字之异，其实无所区别，毋庸另议更张。仍饰该县按路程之远近酌顶脚价，明白出示晓喻，勒石遵守，讼端永杜。
1995年版《湘潭县志》第505—506页有如下记载：
清乾隆年间，县衙规定码头工人必须无偿为衙门当差。同时，给每个码头工人发铜制腰牌一快（即业权证），给予码头货物专运权，无牌者不得在码头参运。码头与码头之间也界域分明，不得逾越。腰牌可以继承、转让、买卖。初卖价不过一二百文铜钱，码头繁荣时，卖价高达600银元。道光二十年（1840），县城成立合谊堂统辖箩（脚）行，为境内人力搬运组织之始。光绪三十一年（1905），县城轮船运输业发达，码头工人增多。各种封建势力把持码头，划分势力范围，形成各种行帮组织。民国20年，成立湘潭县挑运、箩行、人力车同业工会，下设分会，有会员2127人。此后，搬运业务大都由同业工会的箩头和商主掌握，从业者需央请铺保，交足50~100银元的保证金，承认同业工会章程，承担“官差”、“军差”义务，方可领取箩契、腰牌，从事搬运。民国30年，成立湘潭箩业职业工会。据民国35年统计，境内从事搬运的箩筐有2317担，抬杠2400条，马车19辆，从业人员达4415人。
以上记载表明，在湘潭这个经济中心城市，商业搬运是一个利益十分丰厚并有准入限制的职业。而本地箩工势力很大，力图把持货物的专运权，而与客民商行和行内挑夫有尖锐的利益冲突，屡次造成致死事件，甚至官府示禁亦遭毁碑争讼的挑战。由来已久的这种利益冲突，便是嘉庆二十四年土客仇杀事件最直接的原因所在。后来在民国时期，湘潭发生的几次大的械斗，也均发生于临清帮行工与本地箩工之间。最后一次是1946年6月，时湘潭药业不振，业务日蹇，靠装卸药材过活的行工和箩工发生暴力冲突，县警察局长领兵弹压，枪杀行工1人，捕35人[14] ，其原因，也无一不是为了争夺运输市场的资源和利益。
二
事件发生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五月。光绪《湘潭县志》卷11《食货》：
（辛酉）江西优人演戏火神祠，操土音，土人哗笑之，江西人以为大辱。甲子，演于万寿宫，江西会馆也。土人复聚哄之。丁卯，江西商复设剧诱观者，闭门，举械杀数十人，乘墙倾縻粥以拒救者。
就这一事件的发生而言，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江西戏班“操土音”演戏被嘲，是这场大仇杀的导火索。“土音”，当为湘潭方言。客民而土音，故被土人嘲笑。1995年版《湘潭县志 Ÿ 大事记》说“土音”是赣音，恐不确。二是引发事件的地点是火神祠。该祠又称火官殿，是官府春秋祭祀火神之所，属于正祠而非江西人的会馆。所以这场演出应不是专给在潭赣人观看，而是为公众演出的。这可能正是戏班尝试“操土音”的缘故。如这个推测不错，则江西客民其实是想对当地社会有所认同，这和他们在当地积极出资建设一些公共建筑是一致的。然而这种努力恰恰成为大仇杀的引线，颇耐人寻味。三是事件的关键地点──万寿宫。在湘潭城外江畔十总的万寿宫是江西总会馆，顺治七年（1650年）众江西客商兴建，“殿堂馆园最为宽壮，修饰辄用十万金。”[15] 正是因为万寿宫的这种特殊地位和“宽壮”，才成为江西客商复仇之地和事发后的拒守中心。四是事件在七日之内逐步升级，但在此期间没有组织或个人出面缓颊排解，这一点，也十分值得注意。
事件发生后，县令毛梦兰带人到万寿宫，救出受伤者19人。[16] 这时，若干恐怖的流言开始四下传播。其一是传说万寿宫内“燔油烹人”，将被关在内的湘潭人不分老幼投入油锅残酷处死[17] 。另一种传说更为可怕，谓：“江西公所于纠斗之日，先有妖僧画符数百道，环列于厅屋地上，先缚湖南人倒悬于屋梁之上，砍落其首，颈血遍洒符纸，令所纠之人各怀符一道，仍将余卸冲入酒内共饮，始行殴斗。事后此僧旋即逃逸。”[18] 于是，当地人积累已久的对江西人的仇恨顿时爆发，开始了一场残酷的仇杀。
光绪《湘潭县志》卷11《食货》：
县人大愤，结四广，断津渡，日夜寻斗，江西客民滥死者亦无数，四境汹汹。
同书卷8《王命宣列传》：
（王晋玖）居洛口，值江西商与县人哄斗，县人欲尽杀商客，晋玖力庇之，匿数十人其家，易俗场市（按：易俗河系湘潭东南一大市镇）江西大贾皆赖以免。
当日情形之激烈恐怖，于此可见。而且，事态很快演变成为超出湘潭范围的械斗。同卷《周系英传》：
县令到门不敢入，县人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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