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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秩序：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县的土客仇杀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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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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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问题：如此大规模的械斗死亡总数肯定不止10人，如湖南方面的记载就说：“县人所杀江西人散在郊野，无证据。”[26] 这也证明吴邦庆并不象被攻击得那样，一意“阴佑其乡人”，但确有大事化小之意图。嘉庆乃严令庆保、敦良要将上述情形及周系英所奏江西客民与僧人肆行妖术之事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一字含混”[27] 。
对于整个事件，嘉庆皇帝表示了极为关切的态度。检《清仁宗实录》，他专为办案所发的上谕共有11件之多。总的来说，在最初的震怒过去之后，嘉庆一直持一种比较中立公允和力求查清真相的立场。他担心与江西有瓜葛的吴邦庆不能秉公办案，任命旗人大员查处此案，又以所奏不实降调吴邦庆。在湘籍官员不断告状的情况下，他也注意到“此案江西客民与湖南土民互有杀伤，两省仕宦在京者不少，江西不闻别有议论，惟隶籍湖南人员，自侍郎周系英至御史蒋云宽，先后屡经陈奏，皆极言江西客民强悍情形，似湖南人被其欺凌，负屈不平者”[28] ;感到此案“或系江西客民强横，本地居民受亏，因而造播谣言，遂不免张大其词，其地方官虑干处分，有存化大为小之见。两造所言，均有不实。该督抚务当秉公持平，据实查办，不可稍有丝毫偏倚，以成信献而服众心。”然而，当他发现周系英父子写信干预事件查处时，立即对其采取了与开始完全相反的严厉处罚措施，此案的风向发生了极大变化。
九月，吴邦庆将周氏父子来信上奏嘉庆。嘉庆立即下谕要周系英说明“何以率行致书本省巡抚”，周“自请议处”。次日嘉庆谕：“若在京大员，于本省案件辄致书督抚，思欲庇其乡闾，岂不渐同明代党援陋习，此风断不可长。周系英私致信函，把持公务，着交都察院严加议处。”都察院定议以“因事嘱托例”[29] 革去周侍郎之职。嘉庆帝又谕：“案关地方公务，非伊一家私事，ŸŸŸŸŸŸ乃辄向本身巡抚私致书函，实属糊涂之至，本应照例罢斥，姑念其素日人尚朴实，学问亦可，周系英着革去侍郎，加恩以编修用。”
事情到此本已告一段落，但不久，吴邦庆从信使处又得到了周汝桢给石承藻和汪灿两人的私信并再次上报。嘉庆大怒，在表扬吴“所办甚为公正”的同时，痛斥周汝祯“辄敢私寄信函，内外交通，干与讼事，甚属藐玩。周汝桢着查明有何顶带，即行斥革，周系英并着解任，即日押赴刑部，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审讯。”第二天，嘉庆再次下谕罢免周系英之职，次日又有旨：“周汝桢著照部议，杖六十，徒一年。周系英听信浮言，于召对时屡次面陈，又复致书本省巡抚，以至伊子效尤，因而获罪。周系英业经革职，不准在京逗留，著即勒令回籍，安分家居，闭门思过。如到籍后再有干与公事之处，定行治罪不贷。”
这一结果看似突然，实则早有预兆。六月间，嘉庆接到吴邦庆的有关报告后就曾指示：“御史石承藻、汪进士二人，于该县勘验后，旋赴县暑会面，难保无从中请托之事，俱着解任，传至省城质问，如查有弊端，即奏明革职严讯。”[30] 很明显，现在嘉庆皇帝关注和恼怒的是朝廷官员插手地方事务，事涉专制皇权统治的基本原则和秩序因而更为严重，至于械斗事件本身如何处理已不重要。
九月，嘉庆帝调李尧栋为湖南巡抚，与庆保共治此案。十二月间二人分别上奏，庆保称：“五月初七日，本地人嘲笑戏班，被江西客民殴打，经典史将受伤之本地人许一等四名交公所调养。初八日，江西客民复将本地人刘一元等十五人捉进，同许一等一并捆缚，ŸŸŸŸŸŸ其杀人祭符及钉人、煮人、烧人各谣言，现据讯系已革府书梁金堂、保正唐日新造播。”李尧栋则在奏折内说，“地方官办理此案，于江西客民验看情形既多不实，任地保书役从中串捏，而于本地民人之挟仇故杀，失察私埋多命，至今始行究出，不免有化大为小等情事。”
二人所奏，共同点是肯定了此案湘潭人士多有夸大其词，造播谣言，李尧栋还进一步指出湘潭土籍实际上杀人更甚，并指责吴邦庆对此大事化小，失察真相。嘉庆皇帝也看到这一点，要求他们再次就若干疑点查明上报，但是此后在实录中再未见到有关记载。此案最终土客双方“各坐诛倡乱者一人，从者流徙十余人”[31] ，但事件的处理显然是以土著失利结束的。周系英罢官回到长沙，“僦屋而居”，“闭门不交一人”[32] ; 周汝祯徒固安，其他有关人员也皆受处罚：县令毛梦兰罢官，石承藻降调，“服阕不敢居于家，以光禄寺署正留京师”[33] ，汪灿被革去进士功名[34] 。湘潭其他一些宦家，也曾受到巡抚的奏劾。光绪《湘潭县志》卷8《周星传》称：“其后土客閧斗，梦兰所过宦家，巡抚辄列名奏闻，欲陷之。”对此结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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