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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秩序：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县的土客仇杀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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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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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湖南士绅自然极为不满，魏源有“吏乘势益横，党并雷同，铲根灭迹，巨奸逸法网，良牧（系+圭）劾议，万夫吞气，放臣息影，惴惴蜗居，灰心绝望”的激愤之语，颇能代表他们的情绪。
然而不久事情再次发生转折。嘉庆二十五年十月嘉庆病死，道光皇帝即位。他虽然没有翻乃父所定之案，但立即以四品京堂起用周系英，旋补翰林侍读学士，再升工部左侍郎，不久又有意任命周系英督学江西，湖南绅士欢欣鼓舞，“众以为快”[35] 。但是，由于清廷没有公开为湘潭一案平反，故湖南绅士依然有所不满。直到光绪年间，王闓运等人在编撰《湘潭县志》时，仍对此大发议论。著名的湘籍人士魏源也因为“湘潭一狱，迄今海内传闻尚有不近其情者”，而将周系英的墓志铭写成了别具一格、气势十足的翻案文章。
四
在清代，移民和土著之间的暴力冲突并不罕见，但在密迩省会的商业中心城市发生如此严重的大规模械斗，并在统治上层引起如此严重的矛盾冲突则属希有。这场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对湘潭社会和江西商帮都带来了较深刻的影响。
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10《商贾论》曰：“谨案邑为四达之衢，四方百货俱集，自昔有小南京之称。至嘉庆而臻极盛，江边货船鳞次林立。及江西会馆斗殴之后，贸易顿减，久之渐兴而难复旧。”尽管这次事件持续时间不长，但江西人死伤惨重，致使土客相仇的气氛很长时间没有缓解，执当地商业之牛耳的江西商人势力受到了抑制，导致湘潭经济衰退。光绪《湘潭县志》卷11《货殖》：“土客相仇，江西客商亦谙不得意几五十年，军兴乃始和睦云。”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在强大的共同敌人的压力下，土客矛盾才得到一定的弥合。然而土客对立并没有消失，而且直到20世纪的40年代仍然明显存在。
值得注意和颇为有趣的一个事实是，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湘潭人口大量由江西迁徙而来，而上述各位极力攻诋江西客民的湘潭士绅，实际上亦多为祖籍江右之人。阅上图所藏家谱，周系英、石承藻、郭汪灿先人均系明代由赣中迁来，王闓运也是江西移民的后代。《湘绮楼文集》卷6《清故湘潭县学生附生王君之碑并序》自述其祖上明中叶由赣南迁衡阳，“嘉靖之间始居湘潭，遂为县人焉。” 所以，湘潭土客仇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先后江西移民之间的斗争。诸人对江西客民的仇视态度，似有数典忘祖之嫌，然而正是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强和深化了他们对本土的乡土认同而最终斩断了原先的乡土之链。
但是，对抗和械斗也导致了市镇跨行帮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大约在道光年间，湘潭形成了各商帮的议事组织。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调查称：
（湘潭）旧有七帮福善堂，为赣、苏、（河）南、闽、粤、直北五省及湖南各属县旅潭商人集合而成。始于前清中叶，垂百余年。帮有首领，谓之帮董，代达一帮民情，非富商贵族莫属。舆服驺从， 于缙绅，遇岁有偏灾，筹议捐赈，暨土木甲兵之役，雀鼠口舌之争，县有司下车必先咨询以为政。各帮绅几执全县之牛耳，亦煊赫一时。故商会开基，实由各帮董董其事，议席即设于福善堂。[36]
从1930年上推百余年，正是道光初年。福善堂设在乾元宫，为各商帮议事协调机构，各帮内部事务自主，但商帮间有事则“七帮各堂绅士会同理论”[37] ，“颇能排难解纷，故禀官处理之案，日形其少”[38] 如光绪年间，汉口、益阳船帮与本地船行发生冲突，争讼不断，县令谕令福善堂绅董“查考明（石+高），秉公调处”，“城总七帮各堂绅士劝解和息，彼此出具切结，呈请销案。”[39] 这一组织的出现，意味着湘潭民间社会形成了一个超越地域和行帮，能够较有效协调各种地域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权力中心，和国家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一个中间体，这是湘潭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虽然现在缺乏该组织与嘉庆械斗之间有直接联系的证据，但从时间和逻辑上看，二者之间确有某种关联。土客矛盾和冲突，实为了解清代以来湘潭社会的一把钥匙。
事件还推动了江西商人的商帮组织的发展。商帮开始形成于明代后期，而以徽商和江右商为著。当时商帮的特点，用顾祖禹的话来说是“以众帮众”[40] ，并以会馆为协济联谊之中心，组织尚不严密。到清嘉庆、道光年间，江西商帮的组织程度大大加强，形成了各种堂口或堂会组织。在湘潭，嘉庆以后至少在临清药帮中在会馆基础上又出现了严密的堂口，共有全美堂、崇谊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公正堂等八堂。八堂中，全美堂是药行老板的堂口，出现最早，乾隆四年（1739）可能即已建立。其他堂大部分出现较晚，崇谊堂是本帮药号老板和员工的组织，崇庆堂是所有老板、朝奉、帐房、伙计和学徒都要参加的组织，而崇福堂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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