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利益与秩序：嘉庆二十四年湖南省湘潭县的土客仇杀事件 |
 |
时间：2009-7-24 13:51:22 来源：不详
|
|
|
是买货客，福顺堂是川货客，聚福堂是汉货客，怀庆堂是怀货客，公正堂是统一校秤的组织。药商、药工只有交纳入会金加入堂会才算入帮，从而取得在本帮药材行、号、店、庄工作资格。各堂有董事或首事，由成员一年一推举，称之“值年”。药帮有自己严格的行规，如不准雇佣非本籍的人做学徒，不准赌、嫖、偷盗、吸鸦片和商业欺诈，不准带家眷，不准与当地妇女结婚等。如有不良行为，即行扣押被服行李，经堂会公议后予以开除，并通报全行业，用不录用。药帮还有自己的信客、学校、义冢和救火队等公共组织或设施。[41] 较严密的堂会组织的形成，使商帮组织超越了一般的集体互助和会馆协济联谊的范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堂会组织的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也不仅仅是湘潭一地的现象，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类似湘潭械斗之类的事件，必然是促进商帮组织发展的推动力。甚至商帮中的某些行规，也可以从中得到说明，如樟帮不准与当地妇女结婚的规定，很可能就与湘潭的大仇杀事件有关。
随着行帮组织的发展，江西商人在湘潭的势力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很快恢复并持续增长。光绪年间，湘潭各地商民会馆共有33所，江西会馆数目达16所，远高于次之的江苏和湖南本地（各４所）会馆数而近总数之半。其分别为万寿宫（4处）、昭武（抚州）宾馆、临（江）丰（城）公所、安成（安福）宾馆、石阳（庐陵）宾馆、袁州宾馆、禾川（永新）宾馆、琴川（莲花）宾馆、西昌（泰和）公所、仁寿宫（临江府）、六一庵、普渡庵（原注：并江西省公所）、财神殿（原注：江西广货行公所），无论是数量还是比重均较嘉庆时期有显著发展。光绪《湘潭县志》卷11《食货》：“临江擅药材，岁可八百万; 建昌专锡箔，吉安多钱店，其余曰油广杂，曰铜铅蜡丝，曰引盐，皆恃行帖擅利，他方人亦莫能搀也。”清末新成立的商会最初两任会长，均为江西商人担任。[42] 到20世纪40年代，樟帮的药材行有33家，从业人员一千七八百人[43] ，金银首饰业全由丰城人经营，金融业则半归吉安人掌握[44] 。
械斗事件同时也是强化江西商人的家乡观念，制约他们融入客居地社会的重要影响因素。受篇幅限制，这里不能深入展开讨论，仍仅以清江药商为例略做说明。清江商人和全国许多地方的商人一样，热心在家乡建祠修谱，兴学筑庙，修桥补路，设义渡，兴水利。此类事务，在潭清江商人无不积极投入。同治九年（1870），一批旅居湘潭的清江绅商鉴于家乡屡经战火，经济残破，发起成立为清江科举服务的宾兴会，在潭同乡商人一律“由买卖货物中抽取厘金”[45] ，购产取赢，次年即捐助近2000两白银，以后历年源源不断汇款接济，数量从数百两到1500两不等。[46] 宾兴是清江商人反馈家乡的一个典型举动，但其组织严密，长期延续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对清江的传统政治教化起到了很大作用。近年我们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一直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众多清江商人之中，惟有在湘潭的樟帮商人如此慷慨和富有效率，成为事实上的领袖？当深入了解了湘潭事件之后，答案就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次巨大而惨痛的经历，才使得在湘潭的清江商人对家乡具有特别深厚的乡土认同感和地缘亲情力。传统时代的商人们同时生活在客居地和故乡的两个空间之中，客居地排斥和拒绝他们融入的力量越大，他们就容易越陶醉于故乡的意念，依赖其与故乡联系的乡土之链。
五
通过以上论述，似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在前近代社会的商业市镇中，对于市场利益的分割和争夺成为外来移民和本地土著之间斗争的焦点。这种利益斗争，构成了市镇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条基本线索和动力。
其二，与市镇下层社会民众的出发点不同，地方士绅主要不是由于经济上而是基于文化和心理上的原因极力反对、诋毁外来客民，从而使事件在政治层面上得以延展和继续，基层社会的矛盾冲突由此转化为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藉着地方士绅的活动，区域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演变为区域社会之间的冲突和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冲突。在基层社会民众和国家之间，地方士绅确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三，朝廷处理此类事件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是力图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处置。对于地方士绅和在京京官插手地方事务，朝廷保持着高度警惕和防范。皇权重视地方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维护，更重视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规则和秩序的不受损害，因而与地方势力形成了深刻的矛盾。
其四，对于土著而言，地方民众与地方士绅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却能在地缘的基础上得到高度的整合，土著的地方意识因此得以强化。而对于客籍来说，土客之间的激烈斗争，是促进客籍商人牢固保持与家乡的联系，推动地方性商帮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一页 [1] [2] [3] [4] [5] [6]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