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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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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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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17]。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8]。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8]。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
江南一带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内经商：“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徽州人是江南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经营对福建贸易是经常的。又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8]。
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 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8]。
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的贸易：“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8]。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干。再如“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伐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8]。
总之，在当时的闽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来，他们将福建的货物运到江南，也将江南的货物运到福建。这些商人，不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断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这条贸易线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两地间的贸易兴盛起来：“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9]。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福建与江浙之间陆海商道贸易的繁荣。
二、由江浙运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晚明江南城市的风气奢华，并对全国各地的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福建也不例外。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说：“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20]。江浙习俗的影响，大大改变了闽人的习俗，泰宁县人说：“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志淫，可为太息-[21]。漳州“中人家才自存，伶俜环堵，亦自强自修饰，为乡里颜面焉。人无贵贱，多衣绮绣”[22]。这就造成了社会消费水平普遍的上升，而江南的商品在福建极为流行。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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