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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

时间:2009-7-24 13:51:26  来源:不详
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13]。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人浙,浙货人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段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晋之所以对闽商严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闽商中,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运到日本出售,所以,当时浙江方面力主严查闽商以防通倭。从王在晋的奏疏来看,他更希望来往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走陆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发生有人乘机去日本贸易的案例。可见,当时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 “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L1”。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LSJ。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LSJ。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

江南一带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内经商:“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徽州人是江南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经营对福建贸易是经常的。又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8]。

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 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8]。

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的贸易:“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8]。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干。再如“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伐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8]。

总之,在当时的闽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来,他们将福建的货物运到江南,也将江南的货物运到福建。这些商人,不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断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这条贸易线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两地间的贸易兴盛起来:“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9]。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福建与江浙之间陆海商道贸易的繁荣。

二、由江浙运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晚明江南城市的风气奢华,并对全国各地的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福建也不例外。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说:“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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