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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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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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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占据中心的位置。然遗憾的是，甚至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企图也不能说变成了现实。1852年，广州一位叫做米契尔的英国官员报告了中国的情况：“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他不无沮丧地说：“我们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2]米契尔所报当时中国的情况，长期以来被“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人们视为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典型。但正是以这种家庭工业为主要背景的中国，拥有无论从人均产值、收入、消费还是内外贸易均在当时世界上起主导作用、“最先进、最复杂”、最终非鸦片不足以搞垮的经济。如贡德·弗兰克所云：“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成功的竞争者。”[3]即便从科学、技术上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与当时欧洲相比，也往往是“技高一筹”。西欧并非绝对先进，鸦片战争也并没有即时斩断中国之树。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半个世纪，西方列强并没有在中国之树上嫁接金属伞，只是拼命地在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著名学者吴承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中国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则跨越了西方产业革命初期的“纺织工业”时代，跟上了西方产业革命第二阶段“蒸气和钢铁”时代的潮流，直接向西方寻求“机船矿路”，自行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造厂、机械采矿业、钢铁联合企业、实用化铁路。这些工业不仅是进口替代工业，而且是追赶时代的工业。由于其时以制造兵器战舰为主，中国造枪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37年缩短到20年，再到13年，最后为6年；造舰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16年缩短到8年，最后为6年[4]。这些近代化企业是中国之树自生树冠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列强插在中国之树上的金属伞——外国资本投资这些企业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亦即中国人创业二三十年后的事情。
涉及到经济发展的社会性制度性基础，人们以为，产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一定与民主自治、与最优化的社会结构和运行体制相联；而专制独裁、泥古不化、运转窒滞则是当时中国的特色。历史的事实则是：那些进入或即将进入产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其突出特点是国家的专制统治一直达于末端；而中国，其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因素却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日趋活跃。
欧洲农村在中世纪普遍存在古老的民主自治的教区制度。每座村庄的居民都曾组成有别于领主的集体。这种集体虽然在领主的利用、监督和统治下，却共同占有某些财产；通过民主方式选举自己的首领，自行管理。而资产阶级革命前，比如法国，只是在表面上还保留着它在中世纪曾经有过的民主特色的一部分，如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就像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相似一样。大部分教区仍有选举产生或被认为是选举产生的市政官员——征税员和理事；当选举市政官员或讨论某一公共事物时，村里的钟声便召唤农民聚集到教堂前，穷人和富人同样有权出席，表达各种心愿。但是，那些市政官员实际上已变成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的代表：征税员按照总督的直接命令征收人头税；理事在总督领导下代表其处理有关公共秩序或政府的一切事务；基层教区的民众集会，只有在求得总督明确批准后才能召开，无权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从“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屋顶”到“开支26里佛”，一切都须御前会议裁决，“距巴黎最远的农村教区和最近的教区一样，都得服从这种规章”；民众普选的候选人通常由总督指定而获全票通过，如出现自发举行的选举，总督必撤消之而亲自任命，同时无限期中止一切新选举，“这种例子数以千计”。[5]欧洲城市原是与领主国对立的自治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作为市民社会自治的城市衰落了。布罗代尔援引路易斯·蒙福特的观点指出：“新兴的资本主义”用新的商业贵族权力取代了“封建主和行会市民”的权力时，固然挣脱了中世纪城市狭小范围的束缚，但是最终又把自己绑在国家身上。国家战胜了城市。[6]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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