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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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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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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蛮横”这个字眼在当时尚未造出，那么，“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7]
可以看到，西方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中世纪原有的自治、民主，从农村到城市，均被纳入到国家强有力的统治下，“自治共同体”名存实亡，与国家专制统治末端合而为一。
中国传统社会则是“国”与“家”的双重统治，即所谓的“家国网络”。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国”之概念下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国家专制统治不能达于“末端”，县以下基层社会，是由“家”之概念下有强烈自治色彩的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在行政、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在这里，“公”与“私”、“国”与“家”、“专制”与“自治”相互连接，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不是国家直接统治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如同欧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那样与国家对立的自治的“秩序空间”，而是同国家上层政权以“共同社会性”与“利益社会性”，持有共同秩序观念、表现为双重统治的一个整体。这样的一种结构，使一些学者认为：比照欧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讨论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界域的伸缩，变得甚少实质性意义。而稍后一些出现的所谓“第三领域”的理论，虽然意欲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独特的整体性，却由于同样在不自觉地比照欧洲，以国家、社会的对立为前提，仍然不得要领。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说：“同样的‘西方的冲击’，带给日本的是天皇制度下中央集权式绝对主义国家，带给中国的是废除帝制后的各省独立即地方分权的共和制国家；而二战后带给日本的是私有权的确立，带给中国的则是公有制。其间的差异若不从二者各自前近代的差别去看，是无法说明清楚的。也就是说，至少就日本与中国而言，‘冲击’并没有破坏前近代以来的结构，也没有使其崩溃，而只是促成了各自前近代的蜕皮，至多使其有些变形而已。”[8]诚如其言。19世纪鸦片战争的“冲击”，并没有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崩溃。从经济发展上看，从鸦片战争前后到甲午战争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经济仍然基本沿着固有的道路前进；从政治结构统治秩序看，鸦片战争前后到太平天国爆发的数十年间，中国社会仍然保持着基层社会三大系列组织纵横依赖、乡绅官僚上下流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双重统治的格局。当然，已完成产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列强，有着当时中国不能与之匹敌的发展的“后劲”，中国因之“挨打”、尤其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于“蜕皮”之际“挨打”、并终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悲惨结局，是在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并可以打破那种认为中国史上“传统”与“近代”是“土”与“洋”截然对立、毫不相干关系的错误认识；应该并可以将实际是“向外”的目光转而“向内”，从树木到树冠地研究中国的近代化、中国社会历史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增长”与“发展”
“经济增长”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数量叠加式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涉及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整体性、结构性、质的变化。
从“康乾盛世”为中国传统社会顶峰的观念出发，人们以为，“康乾盛世”的经济属“增长”，而非“发展”。这是仅次于上述“传统”与“近代”的又一个认识问题。
首先从道理上应该明确，“增长”与“发展”并非泾渭分明。“增长”之中有“发展”，“发展”之中有“增长”。“增长”与“发展”不可能截然分开。在出现不可再生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日趋恶化、贫困益深益广等社会现象为特征的“无发展增长”之前，即便本质上属于“增长”的经济增长中，也应该包含涉及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方面整体优化的“发展”因素。
其次从历史事实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康雍乾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米贵”问题进行了一场有关物价上涨问题的旷日持久的讨论。
苏南米价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大旱从每升七文涨至二十四文之后，虽仍随丰歉涨落，但不再复归原价。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每升常价在十余文左右。乾隆五十年（1785）大旱，每升长到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无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9]巴蜀米价“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止四五钱”，乾隆时动辄即达一两以上，最贱亦八九钱。[10]贵州雍正四年（1726）“京斗米一石不过四钱五分及五钱有零”，乾隆以后“丰收之年亦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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