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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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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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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入地”后，除数百万运往京师的漕粮外，基本实现了赋税的货币化。其后，漕米改征折色，大致完成了赋税货币化的过程。而清代赋税非但征收货币，还规定一两以上必须交纳银两。乾隆年间又曾一度将银两起征点降到一钱。也就是说，对于纳税的业主小农，存在着一个将所产粮食货币（铜钱）化，再将铜钱货币银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除官方代折外，应该是进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
（2）“钱贵谷贱百物贵”、“钱贱谷贵百物贱”的传统观点被“银钱数量攀比上升、银钱俱贱、粮食百物俱贵”的现实所取代，说明以粮食为中介自产自销的简单商品交换，已经在某些地区、某种程度上由商人在各级市场网络中操作的商品流通所取代；粮食不再具有通货的性质，在商品流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只有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铜钱。
（3）形成了两类（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三层（全国性、区域性、农村集市性）市场和全国性的市场网络。
跨地区乃至全国性的商品流通随处可见。金陵绸缎销售“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降，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趋淮泗、道汝洛”[31]；松江棉布销售有冀北、陇东西、海关内外“挟资千亿”的巨商“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32]；绵竹竹纸销售遍本省“五道百五十余县”，并“云、贵、陕、甘、湖广”[33]等。商品粮也加入了远程运销的行列。吴承明先生曾归纳了9条主要的商品粮运销商路，他认为，清代长途运销的粮食占商品粮总数的21.6%。
全国性商业交通网发达。清代凡能用于商业交通的内河水道基本上都得到了开发利用。据估计，清代内河航程达5万公里，海运航程达1万公里。以北京为中心，勾连全国商业交通网，形成了6条主要水陆联运线。西南、西北、塞北、东北等许多过去不通舟车的地方都密布着商人的足迹。
中心价格形成。清代主要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如乾隆时常年粮价，江苏地区平价米谷每石1.1—1.2两、中价1.5—1.6两、贵价2两以上；湖广地区米每石1.4—2两；江西地区米每仓石1.5—2.3两；山西地区（平阳、汾州、蒲州、太原、潞安、泽州等府）米麦每石1.5—2两；山东地区（兖州、泰安）粟米每仓石1.4—1.8两；甘肃地区上色（粟米小麦豌豆）每石2两，下色（青稞大豆）每石1.2两等。[34]各地间隔成百上千里，粮价却相差不多，除了官府以平粜等手段进行的政策调节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作用——“谷贱则商籴至，则其价必增”，“谷贵则商贩至，则其价必减”。
在上述前提下，历史长期发展的进程形成了粗略自然分工的全国化经济，以安徽为例：
皖北的淮北平原为华北大平原组成部分，海拔15—40米左右，地域辽阔，西周时已为重要粮食产区，寿州楚王墓出土的铁器、灵璧出土的铁犁铧、春秋楚令尹孙叔敖修筑的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可以为证。皖北纺织业历史悠久，具相当水平，《禹贡》中即有“玄纤缟”、“织贝”等名目；青铜冶铸业发达，寿州、天长、泗虹产铜，制品被称为“南金”，寿州楚王墓出土的“铸客鼎”重400多公斤，纹饰繁丽，造型优美，是现存周以来最大最重的铜鼎。而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精美漆器铭文则记载着楚都寿春是重要的工商业都会型城市、江南与中原南北贸易交通的枢纽和经济中心。后北方移民、经济重心南移，然在唐朝以至于明朝，皖北丝织等手工业生产仍与农业并存，有着显赫的位置。《新唐书·地理志》有亳宿二州贡绢、寿州贡丝布、颍州贡丝绵等记载；据云亳州轻纱似轻雾，入手似无重量。
皖中江淮地区气候温暖，除西部为大别山外，以自西向东呈弧状、起伏平缓的丘陵岗地为主。其中巢湖盆地为长江冲积平原，海拔7—20米，是河流湖泊密布的鱼米之乡。皖中西汉时还很落后。《史记》记载其地野兽出没，地广人稀，刀耕火种，庐江郡农民不知牛耕。秦汉战乱之际，皖北民人开始向江淮地区移民。秦汉征伐东南后，采取“弃地移民”政策，强制粤人内迁，相当部分安置江淮。又曾将浙江东瓯人、东越人等移置江淮，并派遣官员护送黄河流域水灾灾民往江淮“就食”。东汉后牛耕、铁器推广，耕地面积成倍增长，已为国家粮仓之一。唐末租赋十有八九仰赖江淮，有说“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桑蚕纺织普及；庐江郡是为汉代铁器、楼船生产基地，有官府特设“铁官”、“楼船官”管理机构。而西汉始置县的合肥，则迅速发展成为沟通江淮、直通河济汝泗四大水系、以转运贸易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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