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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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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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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57]。而清朝在皖北凤阳、皖南芜湖两处设立榷关（税关），分别征收淮河、长江商运航道上的货物通行税，两关征收的关税均较明代开关之初增加了几倍，凤阳户关实际征收关税更在芜湖户关以上。
在经济全国化的整体性粗略自然分工中，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文化传承上代表北方的皖北依平原优势，成为单一的传统农业区——嘉道时，皖北税亩13.63万顷，占安徽全省税亩32.7万顷的40.8%，民人“不知纺织”，“妇女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衣用等物绝大多数仰赖市场[58]；代表南方的皖南，棚民滥种玉米等高产作物，未能解决民食问题，反破坏了生态环境，终被驱逐，仍是传统商业及商业拉动的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生产发挥经济主导作用；代表亦南亦北中间地区的皖中，既有稻麦兼作的巢湖平原、沿江平原，又有开发为梯田的丘陵山地，既有经济作物又有手工业矿业，则属多样化经营。三个地区的经济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并非各自孤立、互不相干，其人力与资源在反反复复的配置再配置中，互相渗透、交换，各种经济共存互补，形成了有机联系的共同体。
安徽的情况具有代表性。进入康乾盛世以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被纳入了两类三层市场网络。早期近代化产业亦称“飞地经济”集中的沿江沿海地区，不单单是本地区内形成了一些原料成品生产分工细化、环环紧扣、彼此横向依赖有机联系的专业区，而且与其他农工兼有地区、传统农业为主地区、农牧兼有地区即所谓经济发展呈梯形状的各个地区，均存在互补相依的有机关系。换言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不管是传统经济为主还是近代经济为主，均在两类三层市场网络中联成了一体。
从物价问题出发应该感受到的上述两点，均反映了清代经济中的积极走向与新的活力；反映了“增长”与“发展”不是对立的因素，而是紧密相连、对立统一的因素，“增长”中存在着“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
社会经济前进还是衰退，最终取决于人口与资源配置的优劣。不少人接受或敬畏于如下说法：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一方面因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一方面因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再增加劳动投入不再增产而边际效益递减。
这应该是中国史研究中的又一个认识问题。
“边际效益”是从经济学引进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概念。一些人虽津津乐道或人云亦云这一昭示“理论色彩”的时髦词汇，但以其阐释和论证18、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衰落时，甚至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
“边际”学说早在1862年～1873年由三位经济学界新人：英国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法国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于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边际主义”。“边际效用”、“边际产量”、“边际成本”、“边际效益”、“边际报酬”、“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等”所谓“边际”概念，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边际分析”，也即成为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边际”学说和“边际”分析方法被陆续运用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个领域，包括近数十年的中国史研究领域。
那末，什么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呢？
所谓“边际”，即是边缘。在一个连续增加的量中，最后新增加的量就是“边际”量。
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主观价值论，亦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他们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比如吃饺子，吃30个为最大食量。吃到的最后一个、第30个饺子便是边际量。边际量可以理解为最后一个单位变量所带来的新的因变量的变化，对吃饺子来说，就是所吃的最后一个饺子所带来的感觉上的变化。一个饥饿的人出钱买饺子吃，每多买多吃一个饺子，便给他带来更为愉悦的欲望上的满足。但超过了第30个饺子，带来的便不是愉悦的感觉了。如果第35个饺子是他吃掉的最后一个，作为边际量的第35个饺子给他带来的感觉，则是自第30个饺子以后愉悦程度递减的感觉。这便是“边际效益递减”。这是就消费领域领域而言的。
在生产领域，边际学说认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当把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几种不变的生产要素中时，最初这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增加的产量将要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换言之，在财力与物力资源固定不变的前提下，连续增加的人力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新的效益，在初始阶段不断上升，但是当达到一定值之后，效益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呈现递减的规律。如盖房子，10个人盖一座房子用20天，20个人盖一座相同的房子用10天，30个人可能用7天。但若说100个人盖一座相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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