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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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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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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经济。一元是沿江沿海形成专业生产区的早期近代化经济；一元是其他各类地区包括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服务等在内的“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60]，二者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立；传统经济体系也并非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地位，相反，二者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其中作为买方与卖方、此地区与彼地区、此行业与彼行业“横向依赖与联系”中间环节的商人，终从明中后期到清乾嘉之际形成了商帮，在康乾盛世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在人力与资源的反复配置中，扮演了上下纵横沟通连接“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使之成为对立统一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角色。
总之，总生产曲线越过峰点变成水平线，再增加劳动投入“边际效益”即呈现负数，亦即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的状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经过一个长的发展周期出现的相对的阶段性现象，多数时期——如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人口剧增的清前期，人口缓慢增长的近代百年，或人口速增的新中国，农业生产都能满足需要”。吴承明先生认为：“理论上讲，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的时候，也是总产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最高峰，迄今也未达到”[61]。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不能确定。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其数量统计同人口统计一样，属于赋税意义上的统计，官方册籍登载的土地数字从来不是实际数字。且资源生产要素投入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土地资源要素的投入并非唯一），使边际劳动生产率、农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均有弹性，因而整体上看，“边际效益递减”、“零边际生产率”等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0页。
[3]〔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4]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88—91页。
[6][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卷，606—610页。
[7]《旧制度与大革命》第90—91页。
[8][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9]钱泳：《履园丛话》第27页。
[10]《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1]《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2]《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3]《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
[14]《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
[15]《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九。
[16]汪辉祖：《病榻梦痕录》。
[17]《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39页。
[18]《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81页。
[19]《中国货币史》第852页。
[20]《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十六。
[21]光绪《杭州府志》，《癸辛杂识》。
[22]《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晏斯盛：《请设商社疏》。
[23]《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
[24]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七，《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25]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
[26]李鼎：《李长卿集》卷九，《借箸篇》。
[27]《雍正朱批谕旨》第八函，第七册，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鄂尔泰奏；第四函，第二册，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王景灏奏
[28]道光《万全县志·志余》；民国《龙州县志·舆地志》等。
[29]乾隆《遂安县志》卷十，《艺文》。
[30]参见冯一鹏《塞外杂记》、方式济《龙沙纪略·方隅》。
[31]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志》。
[32]《清朝经世文编》卷二八，钦善：《松问》。
[33]民国《绵竹县志》卷九，《实业志》。
[34]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七；卷二八六；卷二一四；卷十；卷二百九十；卷三九二。
[35]康熙《休宁县志》卷三，《食货·物产》；民国《贵池县志》卷五，《舆地·水利》。
[36]光绪《凤阳府志》卷一二，《食货考》。
[3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八三五，《凤阳府物产考》。
[38]《新唐书·地理志》
[39]光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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