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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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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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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九钱一石，岁歉即至一两一二钱至二两不等”[11]。江西“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乾隆年间“则必需五六钱”[12]。除米价上涨外，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田价“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13]；山东巡抚阿里衮奏称“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14]；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年来百物腾涌”，“无不价增”[15]。乾隆末年浙江人汪辉祖亦提到“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16]
如上，清代米价上涨，并不如以往的“丰则贱，歉则贵”，而是持续上涨，居高不下；清代物价问题，并不限于米谷，而是百物腾贵，无不价增，这被当时人们视为千古罕见的奇观。而物价问题在康乾之际成了困扰统治者、使朝野上下为之瞩目的重大问题，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那末，从这些历史现象应该感受到哪些问题呢？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如果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那末，早在产业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便存在着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从供求出发而自然分工的全球经济。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以及洪亮吉等当时中国最有见识的人物均没有认识到，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后人也没有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以发达的经济（包括西方无法望之项背的总产值与人均产值、人均消费水平、内外贸易）、一流的商品（包括西方无法与之竞争的品种、质量、数量及低廉的生产成本）理所当然地处于这一世界经济格局的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航海大发现以后，欧洲人获得了美洲的白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世界经济格局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长期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数以亿计的美洲白银外国银元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以至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描写成吸引全世界白银的唧筒”[17]。18世纪末来华的英国人斯当东当时即明确指出：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的原因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18]。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认为：“乾隆时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美洲的低价白银流入中国”。他反对将物价上涨与人口增长机械相连，以康熙年间为例说：“康熙乃清代的盛朝，政简费轻，人口的增加率应当是很大的，而米价却很平稳，可见人口增加对于白银购买力的影响不大”[19]。清朝实行白银、制钱二品法定货币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20]，银钱比价为白银一两兑钱千文。白银大量内流，银多钱少，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变化。为维持银钱比价的基本稳定，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清官方有意识地大幅度增加制钱投放量。这一时期清官方增加投放的制钱量恰等于世界白银的内流量。换言之，支持康乾盛世经济繁荣的充足资金，造成康雍乾时期物价持续上涨的原因，均与经济全球化的当时的现状、进程和发展有关。
2.经济全国化带来的影响
（1）物价特别是米价成为全国性的严重问题，说明有更多的人口同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发生了关系。
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大批非农业人口家无隔宿之粮，“仰籴而食”。粮船数日不到，路有饿殍。杭州“仰籴而食者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21]。如汉口“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22]。粮食生产收益较种植经济作物和经营手工业收益低，使更多的农民从粮食生产转向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和相关的手工业生产，社会上特别是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粮食不能自给，对商品粮的需求量空前增长。如松江府种稻之地只占1/3，“每年口粮全赖客商贩运”[23]，上海县康熙年间每年从关外运进大豆小麦达1千余万石，崇明县乾隆年间每年运进粮食达30万石[24]。苏州府“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25]；。杭州府每年所需客米三四千万石[26]。“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取给于江西、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27]，重庆、湘潭、衡阳、汉口等地均成了著名的粮食集散地，还出现了大规模运售粮食乃至军粮的巨商[28]。
与之同时，清代赋税内容与赋税制度发生变化。原国家征调的物资进入市场。布帛及地方特产基本停征或改征折色银，如河南“官机白布”登市交易；浙江严州贡绢进入流通[29]；东北人参、貂皮等“交官之外，听其自售”[30]等。原作为实物税征收的粮食进入市场。雍正“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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