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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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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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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7 年间， 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7480余万两，大半输入中国。（注：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176页，中华书局，1989年。 ）日本白银外流中国数量之大，使日本政府为之不安。为减少白银外流，日本政府于1689、1715年两度颁布法令，限制中国赴日商船数量和贸易额。
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套汇业务也是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中国、日本、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中国金银比价为1∶5.5-7，日本为1∶12-13，欧洲为1∶10.6-15.5， （注：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38页。）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可获利一倍以上。
三、巨额海外白银内流是中国银本位制度确立的必要条件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
在供给方面，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物质前提是国内市场白银存量足够满足流通之需。在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金银铸币就已广为流通。而在中国，虽然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铸行了白金币， 但白银一直未能摆脱辅币地位，甚或主要用于贮藏。自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币制以来，外圆内方的铜币历经朝代更迭，盘踞本位货币宝座长达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中国金银矿藏相对贫乏。根据明、清史籍所载银课收入数字计算，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0万两左右，清代前期约20万两左右，（注：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17-619页，新亚出版社，1991年；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厦门），第81-91页，1988-2。）较之美洲、日本、 欧洲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而且我国银矿品位不高，开采往往得不偿失。据全汉升统计，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在0.003％-12.5％之间，一般在1％以下；而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为50％，新西班牙银矿含银量为5％-25％。（注：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17-619页，新亚出版社，1991年。）《明史·食货志·坑治》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即西历1546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梁方仲就此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注：梁方仲：《明代银矿考》，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90页，中华书局，1989年。）
不仅如此，自唐宋以来，"钱荒"的记载不绝于史，流通中货币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补钱币之不足，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当流通媒介，实际上实行了钱币、谷帛的平行本位制，金银主要用于贮藏。本质上并不适宜充当货币的谷帛长期与钱币并行，即使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唐朝鼎盛年代也是如此，重要原因就是金属货币短缺。但由于钱重物轻，民间交易优先使用钱币，政府又不得不出面强制推广代用货币。仅在唐朝，开元二十年（732 年）和二十二年（734年）、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 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和八年曾先后多次下诏禁止交易只用钱币。宋朝则三令五申，并在边境设卡，严禁铜钱外流。宋代纸币制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克服硬币不足的困难，满足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元代虽然名义上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但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行至元宝钞以来就一直使用不兑现纸币，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然而古代纸币制度终因其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而在元末崩溃，明太祖虽发行了大明宝钞，但不久就名存实亡。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生产和交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钱荒有增无减，对大宗交易所需的高价值交易媒介--白银需求增长则更快。因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政府不仅数次下令销毁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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