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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

时间:2009-7-24 13:51:28  来源:不详
民间铜器铸钱,南京太仆寺甚至将大内旧铜器47万余斤也用于铸钱,并允许将前朝旧钱投入流通。罗掘至此,明初至万历初200年间铸钱数量也仅有1000万贯, 而北宋除开国初期每年铸钱少于100万贯外,百余年间每年铸钱都在100 万贯以上, 熙宁六年(1073年)后每年铸钱竟达600万贯。(注:全汉升: 《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第364页,新亚研究所; 汤可可:《明代江苏的铜钱流通及外流》,见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集),第 355-359页,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商品经济发展与钱币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形成的通货紧缩效应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消除了国内银矿资源贫乏的制约,使这一矛盾最终得以化解。

  在需求方面,首先,出口市场的迅速扩大,使手工业发达的南直隶南部(今苏南、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又通过联锁效应进一步带动了北方和广大内地的经济发展。今日相对贫穷的赣南,当时是通往广东外贸口岸的商道,百业兴旺。对外贸易对明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之大,从中国商品外销与内销规模比较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苏杭丝织业与松江棉织业是明代后期商品率最高、产值最大的两个产业部门,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供的资料,当时苏杭民间机户年产丝绸约20万匹,价值白银16万两;松江棉布运销量为2000万匹,价值白银300万两,两项合计316万两。而根据中国学者张铠计算,17世纪初,不计荷兰人经台湾输往日本、东南亚的中国商品以及葡萄牙商人运销果阿、欧洲的中国货物,每年仅直接出口菲律宾和由葡萄牙商人输往日本的中国商品价值即达白银427-487万两。(注: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京),第3-15 页,1988-3。)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稳定的通货,但明政府发行的宝钞和铜钱币值都不稳定。就宝钞而言,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的宝钞,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实际价值就跌落到面值的5 %-16%,后世所发行的宝钞实际价值就更加低落。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一贯宝钞竟然只能兑换一文铜钱。(注: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册,第586页,新亚研究所,1991年。)就铜钱而言, 明朝中叶以后,钱法日趋紊乱,腐朽的统治集团将滥铸劣币、大钱,获取"铸息"作为一条搜刮人民、缓解财政危机的财路。从钱币重量上看,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明末钱重由1钱2分改为1钱,后又减至8分,南京所铸,有轻至4分以下者。从成色上看, 天启年间铜钱成色由规定铜七铅三降为铜铅各半,甚至铜二三而铅砂七八。凭借这种手段,天启年间南京铸钱年获利达12万两白银,"铸息"达60%以上,而万历以前铸息通常为20%-30%。(注:汤可可:《明代江苏的铜钱流通及外流》,见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集),第355-359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加之私人盗铸猖獗、政府货币政策变动无常,致使宝钞和铜钱信誉都不高。隆庆初年高珙就指出:"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苏州市民就曾发起席卷苏南各州县的拒用天启钱运动,持续10个月之久。海外白银源源流入,提供了一种供给随经济发展稳步增长并摆脱政府干预的稳定通货。

  白银为本位币、铜为辅币的货币体制确立后,历经明、清两朝和民国初期,直至1934年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时方才废除。

四、对外贸易促进了明代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早在周代,中央财政"九赋"之中的"关市之赋"已经征收帛布,但直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相当发达的唐、宋以后,各朝仍以实物为正赋,货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依然只占小部分。直至明代推行一条鞭法,白银成为正赋,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对外贸易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货币收入。在明初朝贡贸易中,明政府对外国贡船夹带的私货一律免税,加之回赐一般大大超过贡品价值,朝贡贸易对明朝财政实际上是一种负担。其后,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民间贸易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明政府对民间贸易进口货物实行"抽分"制度,抽取一定比例的货物作为进口税。至迟到万历初年,各通商口岸已先后对入口番货改征货币。尽管走私猖獗,入口货物"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但官府舶税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仅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一个港口,万历二十二年舶税收入就达2.9 万余两。(注: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见《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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