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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环渤海区域的海洋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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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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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为本区与其他海洋区域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打下了基础。明清时期，本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南北海运活动；与其他海洋世界的贸易活动。
(1)、南北海运活动属于漕粮海运性质。明代海运的目的主要是服务北京的和辽东，清代则主要为了京师。明代南粮北运的海运活动开始于洪武元年(1368年)[54]，洪武三十年(1397年)下令停止，永乐元年(1403年)又施行，十三年(1415年)最终罢海运[55]。隆庆时期，山东巡抚梁梦龙和王宗沐都曾试行过海运，均因遭反对而未能实行。沿及清代，道光时期，迫于漕运危机，清廷于道光六年(1826年)又试行了一次海运，旋即停止。
永乐初年的海运，基本均遵照元朝在1293年开辟的海运航路进行的：从刘家港出发，由崇明州附近进入海洋，一直向东驶入黑水洋，然后利用黑潮暖流的支流顺水北航，直到京师[56]。
明清时期的海运，无论是规模还是持续的时间，都不能与元代比拟。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即：进一步沟通了南北联系，为以后的南北海上贸易奠定了基础。
(2)、本区与其他海洋世界的贸易活动
明清时期，虽然受海禁、倭寇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本区与其他海洋区域乃至国外海洋世界的贸易联系从未中断。
与国内外其他海洋区域的贸易往来，明代的例子就已不少。如胶州沿海商民和江淮一带的商民，“胶州之民以腌腊米豆往博淮之货，而淮之商亦以其货往易胶之腌腊米豆”[57]，曾任山东巡抚的梁梦龙这样描述山东沿海商民和江淮贸易之盛：“二十多年前傍海湟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来土人、岛人以及淮人做鱼虾、贩苓豆、贸易纸布者众，其道遂通”[58]。
明代本区和国外也有贸易关系，如，洪武二十五年五月，金原雨等三十三人和以金允源为首的十六人，分别乘海船到明朝青州等处做买卖。[59]又如，朝鲜历史王朝时期的汉字读本《老乞大》和《朴事通》分别记有两个朝鲜商人通过海路到明代山东经商的事实。[60]
清代是本区和海内外海洋区域贸易联系最密切的时期。在国内，本区域和其他区域的贸易往来已经形成了几条主要航线：江南一一山东；江南一一天津一一关东；福建一一山东；福建一一天津；福建一一关东。[61]仅仅以福建和天津之间的贸易交往为例，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雍正十年(1732年)，仅福建到天津的商船即达143只[62]。在与国外的贸易交往中，从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六年这短短的8年间，从山东航行到日本长崎的商船就达12艘[63]。
明清时期是本区发展的关键时期。基于传统渔盐经济的长足发展，再加上海运互济和海上贸易等海上活动频仍，本区的海洋开发到明清时期日益融为一体，区域内部的传统联系更加紧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得以强化，环渤海区域的地位得以提升。
注释：
①国内外与中国海洋史相关的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研究重点总在海外交通史(包括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海外贸易史)和航海史等一些大的领域徘徊。20世纪80年以后，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大发展，与海洋史相关的历史研究的力度加大，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有了很大突破。就目前的研究成果归类，这些研究已涉及到海外交通史、航海史、海疆史、海外贸易史、海洋渔业史、盐业史、海关史、海防史、海事史、海港史等专题以及中外关系史、华人华侨史、留学生史等方面。总览这些研究成果，有关东海、南海海洋发展史的研究占了大部分，以北方海洋为对象的研究数量少，同时，整体性、长时段的研究尚属空白。
②对北方海洋做区域性整体性研究的，有李东华的《汉晋变局中的渤海沿岸地区》(见李东华《中国海洋发展关键时地个案研究》(古代篇)第三章，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在论文中，他对汉晋之际(189——280年)渤海沿岸地区海洋发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除李东华的成果外，对于其他时段北方海洋发展的整体性区域研究成果至今尚未见到。
③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96页。
④在杨国桢先生主持的“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上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研究》的研究中，对东南海洋区域海岸带陆域的界线即按照这种划法，详见《东溟水土一一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致读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⑤[元]于钦：《齐乘》卷二，《山川·水·海》。
⑥据《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供的数字统计，数字包括海岸线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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