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钱”出现于张氏家族嘉庆六年（1801）到清末百余年间的32张卖地、典地契约中，有“京钱××千”、“京钱××吊”等。另外3张地契中为“钱××”，没有“京”字。此间，中国发生了许多变故，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大帝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反映在地契中的货币依然故我，或铜钱、或银两。（此间110余年37张地契，35张地契记载土地典买以铜钱交易，只有嘉庆二十年（1815）和同治十一年（1872）的两张红契记载为银两交易，与之相同的白契上仍为“京钱××”。）。彭信威先生认为“清末京钱只是一种价格标准，支付时用普通制钱，京钱二文合制钱一文。”[6]（P584注7）戴建兵先生也认为，“在北京、天津、山东等一些地方的制钱被称为京钱或津钱，这种制钱一般都是清代早期铸造的制钱。”[11]束鹿县地处京津之南四五百里，据此可知，张氏家族中“京钱”，即民间流通的清代早期铸钱。
这种情况说明：一，清朝前期铸造的制钱数量是很大的，故在民间仍有大量的早期制钱流通，这从同治年间政府铸钱减少也可看出,“那时流通的多是战前所铸造的旧钱。”[6]（P583）二，直隶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使得货币周转过程缓慢，周期过长，积存的“京钱”足以满足本地的货币流通。
其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已正式用机器铸造铜元，其制作整齐精巧，深受人民欢迎，各省先后仿行，且“沿江沿海均已通行。”[12]（考7714）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有包括直隶在内的十二省用机器铸造铜元。但地处华北平原的直隶束鹿县农村，流通的仍是原有“京钱”，即使到了“清末，乡村中基本上都只使用铜钱，不用铜元。”[6]（P596）新铸铜元要替代“京钱”的地位，还需要一定时间。直到中华民国七年（1918）当契中才出现了“洋元随旧城花店，随粮代（带）册（差）”字样，但同时清清楚楚写明“言明共当价京钱叁百吊整。”“洋元”、“京钱”同书一纸，恰恰表明新旧货币并存于世，同时充当交换媒介的事实。此后的地契中，再也不见“京钱”踪影了。
二、关于清代的银荒
银荒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经济发展过程中，因流通中的白银相对不足而引起的一种货币危机现象。白银在流通中充当货币的主要原因，在于白银数量增加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一旦流通中白银数量减少，与社会需求发生矛盾，就会出现银荒。在张氏家族契约文书中，如前所述，清初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清朝前期以及嘉庆五年（1800）至清末的清朝后期，土地买卖支付的是铜钱。大体说来，使用铜钱的清代前期、后期这两个时段应是清代银荒出现的时间。
（一）明末清初的银荒
现存张氏家族第一张契约文书，是明朝崇祯六年（1633）肖孟德卖与张孟奇一亩九分土地的卖契，“言定每亩价钱二千文”，第二、三张地契为清朝顺治四年（1647）的两张，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共14张地契，皆为张氏家族买进房地的契约文书，涉及12件土地买卖和2件庄基买卖事宜，全部是铜钱交易。而在这之后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一张上手契中，已经使用银两交易了。这表明，明末清初——最晚至康熙四十年代前期，在京师以南的直隶束鹿县农村确实出现了银荒。这与一些学者关于银荒“在康熙中叶以后才逐渐好转”[2](P295)的观点是吻合的。
明末清初银荒的原因，主要是明朝末年统治者的奢侈腐败，内乱外患频繁而至，以及“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使物价上涨，银价随之上昂，到崇祯皇帝即位后，银荒出现了。清初，长达十几年的明末农民战争刚刚结束，各地的抗清斗争又风起云涌。康熙初年，抗清斗争基本结束，又发生了“三藩之乱”，接连不断的战乱破坏了社会经济，军费增加，加重了人民负担，银荒问题更加突出。为了缓解银荒，顺治十四年（1657），不得不下令各地钱粮的征收，采取“银七钱三”的银钱兼收之法。[7]（考4968）
康熙后期，银荒已得到有效控制。张氏家族地契中，自康熙四十九年（1710），房地买卖开始使用白银，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