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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嘉庆二年（1797）的88年间，除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上手契和乾隆五十九年（1794）地契记载使用铜钱外，其余的47张地契、涉及39件房地买卖事宜，全部使用银两交易。扭转银荒的主要原因，一是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社会稳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白银的消费更多的转向生产、生活领域。二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下令解除海禁，对外贸易开始，尤其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广州商人组织公行以后，西方国家的来华商船逐渐增加，采买大量的丝、茶等中国特产，国外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扭转了明末以来的银荒。三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官兵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的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得到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补贴以使其摆脱生活困苦。国家投放的这些生息银两，也多少增加了国内流通中的白银数量，[8]加快了康熙后期经济复苏的速度，银荒问题得以解决。
（二）嘉庆前期到清末的银荒
从张氏家族契约文书看，自嘉庆五年（1800）一直到宣统元年（1908）百余年间，共契约文书36张，涉及18件房地买卖、12件土地典卖事宜，交易中全部使用铜钱，这表明自嘉庆前期到清末再次出现了银荒。
此时银荒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是鸦片的非法输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其次，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是白银短缺另一个客观因素,“据官方的统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人口数突破二亿大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大关。”[13]二十多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三分之一。束鹿县清代前期人口，据《光绪束鹿县志》载：顺治年间为“七万零三百有奇。”《康熙束鹿县志》载：“今查束鹿地……人丁七万一千八百一十五丁。”清初至康熙年间，人口增长无几。《乾隆束鹿县志》载：“乾隆二十六年编审……,除绅衿妇女外实在行差人丁八万二千六百八十九丁。”康熙年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少四十年间，人丁增长万余。《嘉庆束鹿县志》载：“嘉庆元年共实在牌民五万四百七十一户，共计男妇大小二十四万二百八十口。”[14]此为全县人口，按照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5]（P258）直隶人口增长趋势保守计算，束鹿县此间人口骤然增加三分之一，人均白银数量必然减少。第三，外国银元的冲击，也是白银短缺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外国银元精美整齐，便于流通，且成色低于中国纹银，于是出现洋商用银元套购纹银以及“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造洋银”[6]（p455）的现象，致使白银人为的减少、外流。作为自身价值较高的贵金属之一的白银流失、短缺，使晚清社会更加贫弱交加，积重难返，再也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
关于清代银荒，学者一般认为有两个阶段，前期出现于明末清初，[2](P295)后期出现于鸦片战争前的嘉道年间。[6]（P577）张氏家族契约文书反映出来的两次银荒时间，与学者们的意见基本相符。第二次银荒出现的时间，从地契反映的情况看，嘉庆二年（1797）用银两交易，嘉庆五年（1800）已使用铜钱交易了，嘉庆三、四年为银荒出现的时间。实际上，银荒出现的时间，还应提前几年，在乾隆末年较为准确。这主要是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因素，使得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农村反映出来的银荒现象是滞后于现实的。
三、银钱比价的变化
在房地买卖契约文书中，反映银钱比价史实的材料较少，主要原因是，只有交易用钱定立的契约在向官府纳税时，官府将土地买卖的总钱数折合成银两，再按一定比例交纳契税。而事实上，许多民间的土地交易，是私下进行的，并且多方规避向国家纳税。这样，白契数量远远超出红契数量。张氏家族契约文书也是如此，白契占到契约总数的70%。而在30%的红契中，有的还未标明折合银两数额。即使这样，现存红契中保留的银钱比价信息，也是十分珍贵的。现分述如下：
（一）康熙中期银钱比价
张氏家族第一张红契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月张名楼出卖土地与张名显的地契，“共价清钱五百”，官府在收税时标明“五百、一分五厘”几个字，上钤“束鹿县印”满汉文官印一方。按顺治四年（1647）“凡买田地房屋，必用契尾，每两输银三分”[16]的规定，按3%的税率计算，“一分五厘”的契税，土地交易额应为0.5两白银，也就是，五百文铜钱折合白银0.5两，即一两白银折合1000文铜钱。同年另一张张圣如卖地红契中，银钱比价亦为1：1000。这是官府长期以来极力维持的银钱比价。而当时的市场价格，彭信威先生据史料统计，康熙二十三年（1684）白银一两合制钱800-900，全国每年铸钱数目，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制钱对白银的价格是很高的。[6]（P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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