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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隆后期银钱比价
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上手契记载，王成功将“庄基一段”计“六分七厘三毛”，“卖与王钦为业，言定共价钱三十千”。四年后，乾隆六十年（1795）王钦又将同一块庄基地“卖与张廷宽为业，言定共价银二两”。两次地权变动的签约皆为有中人见证的民间行为，所签契约是没向官府纳税的白契。应该说，其交易银钱数额是没有官府干预、真实、具体、可信的。但两次地权变动相隔四年，而且还会有影响价格的其他因素存在。若略去这些不考虑，银钱比价为1：15千，这是当时民间实实在在的、一般流行的比价，与官府极力维持的比价相差不少，可见银贵钱贱的趋势日益加剧。
（三）嘉庆前期银钱比价
嘉庆六年（1801）三月十四日张勇卖地红契中，交易土地数目为六亩四分二毫，“言定每亩京钱拾伍千”，共京钱九十六千，缴纳契税时官府折合银两“共银肆拾捌两壹钱”，一两白银合京钱二千。“京钱”是清朝前期制钱，“清末京钱只是一种价格标准，支付时用普通制钱，”也就是此契中“京钱”，“京钱二文合制钱一文”。[6]（P584注7）官府按此比价收取契税，仍在极力维持银钱1：1000比价，但农民手中的早期清朝制钱却贬值一倍，对农民的勒索是显而易见的。
（四）同治后期银钱比价
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二十一日张李氏将上带房屋树木的庄基一段卖与张仁发为业的红、白地契两张，白契“言明共卖价京钱一百八十千文”，红契“言明共卖价银拾伍两整”，即一两白银折合京钱十二千文。此银钱比价较七十一年前嘉庆六年的比价，已提高五倍。这两次缴纳契税，皆为县府典吏具体操作的政府行为，银钱比价却如此悬殊。这其中，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官府对此已无能为力，只能随行就市。正如彭信威先生指出的，“银钱的关系，嘉庆年间是一个转折点。以前是钱贵银贱，嘉庆以后，变为银贵钱贱了。”[6](P577)此变化说明了以下不争的事实：鸦片的大量输入以及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费，尤其是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巨额战争赔款，致使白银外流，银更贵钱更贱，进一步加剧了银荒的严重性，国家衰弱，人民更加穷困。
当然，清代的银钱比价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不同时间的差别，也有不同地区的差异；有银钱本身的体制问题，也有外在的因素；有朝廷政策的干预，也有民间的实际行情等等。张氏家族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清代直隶束鹿县农村的银钱比价，作为个案，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素材。
以上，笔者以张氏家族契约文书为例，论述了清代直隶束鹿县农村的银钱流通诸问题。清朝社会“在康熙中叶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全社会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严重破坏的经济生产。”自明朝末年出现的银荒一直延续至清朝康熙中叶，社会上多流通铜钱。“康熙中叶到乾隆末年的所谓‘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经济全面、持续发展，形成高潮。”经济发展，社会富足，白银在农村广泛流通，商品交换包括土地买卖，无论数额大小，皆用白银支付。“嘉道以后，由于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政治上的腐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经济的停滞、倒退，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17](P1)。更严重的是对外战争的失败及战争赔款，致使白银流失、短缺，银贵钱贱，铜钱重新代替白银的主货币地位在民间流通，作为普遍流通货币的白银最终退出了流通领域。张氏家族契约文书中保存的清代直隶束鹿县农村的银钱流通、银荒以及银钱比价史料，不仅反映了清代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反映了清朝国力、社会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契约文书珍贵的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 参 考 文 献 ]
[1] 张玉.束鹿县张氏家族契约文书述略[J].石家庄：文物春秋，2005（2）.
[2] 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孙荣芬、张蕴芬.大觉寺馆藏契约文书述略[J].北京：北京文博，2002（2）.
[4]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地契研究[J].北京：民族研究，2001（4）.
[5]张兰普.1837——1957年的一组土地、房产、租税契据[J]北京：历史档案，2001（4）.
[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7]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
[8] 邓亦兵.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以京师为中心[J].北京社会科学,2001(1).
[9] 黄宵鹏纂辑、于海萍点校.故宫清钱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影印,1994.
[10] 佚名.钱币考[A].丛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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