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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中日长崎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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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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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价提高到每百斤洋铜给银17．5两，规定“凡洋铜进口，以五分听商自行售卖外，其余五分江浙二省对半官收。有商人情愿贩铜者，广为设法召募，令其出洋采办。”[33]然而，这些措施均无法改变日本铜产量下降的客观事实，根本的办法是迅速提高国产铜的数量，以取代日本铜的使用。清政府渐渐做到了这一点，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定吴三桂之乱后，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出“广鼓铸”、“开矿藏”等理财之策，开始了云南铜矿的开采。至雍正五年(1727)云南开设汤丹铜厂，铜产量逐渐增加，各省承办洋铜不足的部分，都到云南购买补充。到乾隆元年时，云南汤丹、大水、碌碌三家铜厂的产量大增，几乎取代了日本铜的采购。据有关资料统计，雍正四、五年时云南铜矿的产量已达200—400万斤以上，至乾隆末年每年的产量都在1000万斤左右，为滇铜完全取代洋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铸造铜钱的原料来源解决之后，到日本贸易的意义就不显得那么重要。因此，当乾隆皇帝即位后下令各部院衙门、督抚就整顿铜政、开发铜源之事提出上奏时，就有大臣提出了请废止采买洋铜，停止对日贸易的建议。[34]其实，从客观上说，清政府之所以一反明朝政府对日本实行海禁的政策，鼓励商船到长崎贸易，目的是为了解决铸造铜钱的原料缺乏问题，而日本本国国土面积不大，资源有限，为防止白银及铜的大量外流，采取一些对外商限制的保护政策也是情有可原。只是幕府官员乘机对中国商人大肆敲诈勒索，致使清政府不得不解决依赖洋铜的问题，极力发展本国的铜矿生产。至云南铜矿发展到足以取代洋铜，满足国内铸钱需要后，中国商船至日本贸易的兴趣就相对减弱，中日长崎贸易走向衰落是在所必然。
综上所述，清初正值日本实行锁国，仅准许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到长崎进行贸易，而禁止日本人到海外贸易，因此当时的中日贸易实际就是中国商船到长崎的贸易。由于当时日本国内的手工业较落后，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为防止国内白银和铜的大量外流，日本政府多次采取各种限制措施，对中国人发放信牌，限制中国商船的数量、贸易额、输出铜数量等等，包括有名的“正德新令”。中国商人在长崎除了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外，还要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和日本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更甚者是幕府借中国商人急于取得信牌之机，大肆敲诈勒索，而日本主要出口的铜产量又日渐下降，遂使中国商船往往无铜可载，长期滞留在长崎港。这些严峻的事实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致力于发展国内的铜矿生产，尽量减少对日本铜的依赖。至乾隆初年云南铜矿生产数量大增，几乎取代了日本铜后，中国商人到日本贸易的兴趣则渐渐减弱，随着到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数的减少，清初中日长崎贸易亦步步走向衰落。
注释：
⑴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页。
⑵同上引书，第19页。
⑶John Hall，Notes on the Early Ching Copper Trade with Jap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49， vol．12，p．450．
⑷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13卷，第1辑，1957年6月。
⑸Sarasin Viraphol，Tribute and Profit：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Harvard，1977，p．59．
⑹Yoneo Ishii edited，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Translations from the Tosen Fusetsu-gaki 1674—1723，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1998，pp．212—213．
⑺C．G．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05．
⑻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50页。
⑼《硃批谕旨》第40册，“雍正六年八月初八日浙江总督管巡抚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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